葬我于雪

大卫-林奇(David Lynch)是当代美国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既是著名的编剧、导演，又是优秀的电视制作、摄影师、漫画家、作曲家和书画刻印艺术家。他在主流派和超现实主义之间保持着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在银幕上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黑暗和极端暴力的一面，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同时代的电影制作者相比，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从《蓝丝绒》(“Blue Velvet”)的诡谲到《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的极端暴力，从《迷失的高速公路》(“Lost Highway”)的混乱到《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的梦魇
，大卫-林奇成为了当代美国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无不
透射出诡异、阴郁、迷茫及黑色幽默，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超现实效果往往令人产生心灵的震憾。“我的电影是有关困惑、黑暗的。你可以说它是真实的，也可以说它是虚无的。它不是一个梦，但也不是现实”。独特的林奇，因此人们为他专门发明了“林奇主义”(Lynchian)一词。

　　1946年1月20日，大卫-林奇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米苏拉（Missoula)，他的父亲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专家。由于家庭的不断搬迁，他从小在太平洋西北部沿岸几个州长大。最终成为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中的一员，并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客串过领座员。儿时的林奇志向是做一个书画刻印艺术家，1963年进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学院 (Corcoran School of Art)，师从于表现派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Kokoschka)，并曾赴欧洲进行短期的留学。1966年初，他回到了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Fine Arts)就读，并开始尝试制作影片。

　　林奇在费城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触了市民生活中的阴暗面，所遇见的暴力和腐败对他日后的创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他学生时期的第一部实验影片 —-1967年的《六个苍白的人影》(“Six Figures Getting Sick”)开始，他就致力于表现日常生活中人性贪婪的一面。1968年，他制作的一部16MM彩色短片《字母》(“The Alphabet”)曾获得美国电影协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的奖学金。但是他不久就离开了电影界，继续专注于他的美术学业，直到1970年他才推出了另一部短片《祖母》(“The Grandmother”)。这一年林奇进入美国电影学会研读电影研究，为他的电影理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77年，林奇根据自己动荡的生活以及费城贫民区生活给他的启发，创作了历时5年的荒诞恐怖片《橡皮头》(“Eraserhead”)。在这部影片中，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了他对社会黑暗面的恐惧和焦虑。一开始影片被打入冷宫，由于著名制作人本-巴伦诺兹(Ben Barenholtz)的努力终于得以上映，并一炮走红，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肯定，将他推上了超现实影片制作的最前沿。拍摄这部影片时，他得到了儿时的伙伴、著名的制作设计杰克-菲斯克(Jack Fisk，女明星西塞-斯贝西克的丈夫)的资助。这部影片确立了林奇独特的世界观，并组合了随后几年中演绎他作品的主要演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摄影师弗雷德里克-埃尔姆斯(Frederick Elmes)、音响设计艾伦-斯普奈特(Alan Splet)和演员杰克-南斯(Jack Nance)。

　　《橡皮头》的成功，使林奇引起了著名导演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注意。1980年，他邀请林奇执导了剧情片《象人》(“The Elephant Man”)，这是林奇创作的第一部主流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一个被扭曲的头部畸型“象人”约翰-梅里克(John Merrick)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充分体现出了林奇敏锐的观察力，演绎流畅感人。这部影片除获得良好票房成绩外，还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 1981年第34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奖及第53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林奇也第一次受到学院肯定，获得最佳导演的提名。此片标志着林奇获得了好莱坞主流的认可。

　　1984年，林奇为迪诺-德-劳伦提斯(Dino De Laurentiis)执导了动作科幻片《沙丘》(“Dune”)，此片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系列科幻小说。
应该说这部影片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场景安排，都很好地体现了原著风格，但是由于缺乏新意，可惜票房成绩不佳。1986年，林奇执导了已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悬念片《蓝丝绒》。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小镇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林奇在片中，运用诡谲的手法，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最阴暗的一面。这部影片虽不能算是经典之作，但也是他继《橡皮头》后编导创作的又一代表作。此片获得了当年波士顿影评协会最佳影片奖，并再一次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被媒体誉为“世界上最好的50位导演”之一。

　　在他事业的顶峰，林奇放弃了大银幕影片，致力于开拓其它流派。1990年，他与长期的合作伙伴—-作曲家安杰洛-巴达尔蒙提 (Angelo Badalmenti)一起推出了音乐电视片《心碎的梦想》(“Industrial Symphony No. 1：The Dream of the Broken
Hearted”)。同年，他又拍摄了他票房成绩最成功的ABC电视连续剧《双峰》(“Twin Peaks”)。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肥皂剧，情节主线是“谁杀死了劳拉-帕尔默(Laura Palmer)”，这个迷将影片造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林奇也突然之间成为比片中任何演员都出名的电视制片。这部与《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制作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合作推出的电视剧，被认为是美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1990年，林奇推出了他的第5部主打影片—-公路爱情片《我心狂野》，由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讲述的是一对相爱的男女，冲破阻力和阴谋，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片中林奇运用超现实的血腥暴力场面和色情幻想，展示出现代人焦虑郁闷的精神状态，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诡异色彩浓重，但也不时流露
出一种浪漫激情，是一种极其另类的爱的执着。此片获得了1990年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林奇也成为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媒体能迅速捧红林奇，也可以很快地抛弃他。超现实的后现代影片《我心狂野》在美国评论界是毁誉参半，连带着《双峰》也遭到冷落，被安排到周六晚上非黄金时段播出，并最终于1991年初让位给其他节
目。林奇创作的另二部电视系列剧：文献纪录片《美国史》（“American Chronicles”)和系列幽默剧《在空中》(“On the Air”)也早早夭折。

　　1992年，林奇推出了惊悚悬念片《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with Me”)。此片是电视版《双峰》的前篇，这部延伸出来的影片重点是补充交代劳拉被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谁是真正的凶手。全片的视觉设计十分突出，具有迷幻一般的色彩和诡异风格。但这部雄心勃勃的影片，却饱受评论界的摧残。林奇毫不甘心，又
开始策划他的下一部影片。接下来的几年，他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除了1994年的一部相片画集以外，有五年的光景，人们听不到也看不到有关他的消息。

　　终于，1997年林奇以一部高深莫测的悬念惊悚片《迷失的高速公路》重返影坛。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爵士乐手与妻子不断收到记录他们房中秘事的录像带，而产生的狂乱、支离的想法。由比尔-普尔曼(Bill Pullman)和尼古拉斯-凯奇的妻子帕特里夏-阿奎特(Patricia Arquette)主演，这是一部实验性、梦魇般的影片，描述了人物黑暗、诡异、混乱的心理，是林奇影片中最怪异、最不明就里的影片。片中对性赤裸裸的描写曾一度引起争议，影评界对这部影片的反应是也各有说法。但由于影片大碟《迷失的高速公路》，林奇还是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

　　1999年，林奇一改他以往所熟悉的诡异题材，执导了公路剧情片《斯特雷特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这部影片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的是73岁的阿尔文-斯特雷特(Alvin Straight，理查德-法恩斯沃思饰，Richard Farnsworth)开着除草机，前往35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看他兄弟的故事。影片中少有林奇那标志性的黑色、扭曲潜台词，是林奇自《象人》以来最温馨、最质朴、最有人情味的作品。影片风格沉稳细腻，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以一个单纯而充满爱的小故事进入了美国乡村的岁月之旅。此片打动了众多影评家和观众的心，获第12届欧洲电影奖国际银幕奖、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和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年度十大影片。不止一个人评论道：大卫-林奇又回来了
。

　　2001年，林奇又回归到擅长的黑色诡异风格上来，编剧执导了以好莱坞为场景的悬念剧情片《穆赫兰道》。象《双峰》一样，这部影片本来是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作为系列剧创作的。然而，与林奇当初进入电视界不一样的是，在片子亮相前就被“枪毙”了。虽然林奇对这部2小时的片子补了又补，试图配得上电视观众的胃口，但仍然没有
获得通过。失望之余，他转而前往欧洲市场寻求支持，希望能将他的这部片子改编成一部电影，最终得到了法国制片皮埃尔-埃德尔曼(Pierre Edelman)的支持。林奇说：“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秘密和好莱坞之梦的故事”。影片随着一名黑发女子遇上车祸丧失了记忆而展开，她遇上了前来好莱坞寻梦的女孩贝蒂(Betty)，两人一起寻找黑发女子的身世秘密。神秘人物、怪异场景、离奇故事和梦魇气氛，组成了林奇心中的好莱坞世界。
此片在2001年第54届戛纳电影节上一经亮相，即得到一致赞赏，并授予了大卫-林奇最佳导演奖。接着林奇又凭借此片先后斩获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还被法国《电影手册》编辑与读者分别评选为2001年世界十佳影片、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并第三次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

　　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大卫-林奇悠闲前卫。1967年，21岁出头的他就结婚成家，妻子佩吉-林奇(Peggy Lynch)于1974年去世。两人的女儿珍妮弗-钱伯斯-林奇(Jennifer Chambers Lynch)长大后继承了父业，1993年曾执导过惊悚恐怖片《盒装美人》(“Boxing Helena”)，执导手法大有其父的风范。1977年，林奇与第二位妻子玛丽-菲斯克(Mary Fisk)结婚，并生有二个儿子。有意思的是，画家出身的林奇曾对记者表示：“我对Flash动画技术非常感兴趣，希望能亲自导演和制作一部Flash卡通片”。超现实主义大师与Flash动画相结合，会出现什么视觉效果？

书中暗表：今年金马奖颁给明骥终身成就奖。明先生的获奖感言一副党国大佬训话的老派头，太有意思了！

【聯合報╱小野／文】

2009日正當中

日正當中。我在衡陽路來來回回的找著那家「極品軒」。昨天晚上去中山堂參加台北電影節的頒獎典禮時，經過這家餐廳時還多看了一眼，沒想到隔了一天就忘了。

終於走進了餐廳的包廂裡，大家都怪我說住家越近的人越會遲到，我也只好承認自己笨。做為主人的明老總（按：前中影總經理明驥先生）正對著客人們說著那件他已經說過千萬遍的「求才記」，每次這樣的餐聚，他都要再說一遍。

關於我的部分，他好像是這樣說的：「那天我本來要去醫院看病的，可是因為和小野有約就忍著痛等他來。我可是半年前就要他們去約小野，他們回報我說 小野不可能會來中影上班。結果呢，我們只談了一小時，他就被我說服了。哈哈哈。他走後我才去醫院。」明老總的湖北鄉音會把「小野」說成「消夜」。如果吳念 真在場就會故意逗他說：「消夜是因為拿不到編劇費想找明老總吵架的，沒想到明老總更狠，將計就計的騙消夜到中影來上班。」「別聽屋捻針亂說。」明老總開懷 大笑。

1980烏雲遮日

那是1980年秋冬之際，二十九歲的我從美國回到台灣快一年了，寫了五個電影劇本都沒拍成電影，有些連編劇費都拿不到。明老總真的很詐，他要我年 底十二月就來西門町的中影公司報到上班，1981年才正式起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把心一橫就答應了，我的位子就安排在吳念真的對面。當時還在讀輔仁大 學夜間部的吳念真比我早一年來到中影當編審。中影的編審位高權重事情少，當時的編審都是資深導演，怎麼輪得到一個還在讀夜間部的大學生？據說當時公司上下 都在謠傳這個大學生一定是國民黨大老吳某某的後代。

明老總其實正下了一步險棋，是一步「你死我活」的棋。

那時候的明老總正是我現在坐五望六的年齡。他在中影電影製片廠當廠長的時代，力主建造中影文化城，甚至於不惜自行掏錢，先幹再說。一切從無到有， 用舊材料一磚一瓦慢慢的蓋著影城，提供業界拍戲使用，也讓公司賺了大錢。明老總又連續辦了好幾期的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培養攝影、錄音和剪接方面的人才， 其中像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攝影師李屏賓後來都陸續得到國家文藝獎及國際影展的肯定，成為這個行業中的國際級頂尖大師。當時由他擔任製片的電影包 括《汪洋中的一條船》（李行導演）、《皇天后土》（白景瑞導演）、《苦戀》（王童導演）等。

後來他從中影製片廠廠長被上級拔擢為中影公司總經理，身兼影劇協會理事長，成了當時電影界的龍頭老大。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卻被大片大片的 烏雲遮蔽。當時內外在的政治環境正在劇烈改變，但是真正將他綁住的是幾部耗資數千萬卻尚未殺青的政令大戲，加上已經上片票房卻不如預期的年度大戲，上級單 位對中影下達暫停拍片的封殺令。一家擁有許多戲院、擁有大製片廠和大沖印廠的大電影公司不拍片還能做什麼？「找一個會說故事的人在每個月的動員月會上講故 事吧。」明老總這樣想著，就把「屋捻針」從松山市立療養院挖過來，再來就是「消夜」。

1981四人幫

1981年這一整年，除了繼續未完成的政令大戲外，眼看就要跨過三十歲的「消夜」和二十九歲還在讀大學的「屋捻針」在這家大公司封閉的氣氛和上級嚴密的監控下一籌莫展，只有在中午大家都午休時相約打乒乓球，在你來我往的廝殺之間罵著三字經，消耗著所剩不多的青春。

全公司只剩下明老總還相信中影是有未來的。

他常常把我們找去訓話：「要拿出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苦苦忍耐的精神，為了中華民國未來的電影事業發展，一點點犧牲和忍耐算什麼？要搞革命是要流血 的，不是花拳繡腿的。」從毛澤東說到中華民國的電影事業，他未免扯太遠了。不過看在他那高亢的語調和像要腦充血的紅臉有倒斃的危險，我們總是乖乖的回到工 作崗位上，繼續編織著連自己都不再相信的白日夢。

明老總繼續他的求才計畫，為了加強行銷宣傳能力，說服了一個正創立滾石唱片的老闆「短中衣」（段鍾沂）加盟中影，另外又添了一個剛從紐約雪城讀完 電影碩士，相當叛逆的「逃得成」（陶德承）給我的企畫組。後來被公司的員工戲稱為「四人幫」的混蛋陸續到齊了，只等待革命的槍聲響起。

這是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革命，一場改變台灣電影歷史的革命，一場連明老總的老命都差點要被葬送的革命。

1982兩個故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大文豪索忍尼辛在這一年秋天訪問台灣，發表了一篇震撼世人的演講：〈給自由中國〉，在十二天的訪問行程中，一直有個陪在他身 旁接送和交談的神祕人物。大家都很好奇那個會說俄語的人是誰，只有我們抬頭挺胸很臭屁的告訴記者說：「那是我們的明老總啦。你不知道他是台灣的蘇俄專家 啊。」吹噓完，我們都有點心虛的互相問說：「不知道索忍尼辛聽得懂明老總湖北腔的俄語嗎？」不過看電視機裡面走在索忍尼辛旁邊的明老總神采飛揚嘰嘰喳喳 的，感覺上挺神氣的。

是的，他是應該神氣的，因為這一年他為台灣電影寫下新的歷史。

中影公司兩部低成本的電影《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創下了極高的票房紀錄，而這兩部「故事」電影成功的更大意義是宣告台灣的觀眾已經從質變 到量變了。《光陰的故事》捧紅了年輕的四大寇：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承，《小畢的故事》更是宣告一個影響後世深遠的電影流派的開始，以侯孝賢、陳坤 厚為主的「萬年青集團」崛起，訓練出許許多多的子弟兵，引領台灣電影風騷至少二十年以上。

藉這兩部低成本電影的成功，我們順利衝破了上級單位對中影暫停拍片的封殺令。

1983革命分子

就在革命分子聚集在國民黨所控制的中央電影內準備好好大幹一場時，終於刺激了上級單位監督系統的敏感神經，他們針對由黃春明三個短篇小說所改編的 《兒子的大玩偶》（侯孝賢、萬仁、曾壯祥導演）下手。上級單位安排了一些黨內大老試片，主其事者心裡有了腹案，禁演或是大幅度修改。「這是一場血腥的人事 鬥爭，明老總和相關的人可能要下台了。」有人這樣傳話。在大別山打游擊出生入死過的明老總可非等閒之輩，他在後來的一場訪問中說：「當時吳念真在有大老的 會議中哭著離開說，完了，完了。這時我一個人孤軍奮鬥，四處奔走，要那些大老手下留情，為的就是要保住這部片子。我說，為什麼國民黨不能接受和我們意見不 同的人呢？」

那場試片會後，憤怒的上級主管痛罵這部電影簡直是在以三民主義為本所建設的基礎下挖牆腳。當時有些大老故意離席，也有大老表示這部片子拍得不錯， 只要稍稍修剪就可以，這樣溫和的主張逼使上級主管做出小幅修剪後才准上映的結論。所有的媒體在這場國民黨的內部鬥爭中一面倒的支持我們，我們雖然贏得了讓 這部電影順利上片，而且賣座轟動的結果，卻讓原有的拍片計畫擱置，也導致第二年明老總下台的必然結果。

他獨自一個人吞下了這個苦果。可是對後輩年輕的電影工作者而言，這卻是一個影響台灣電影歷史發展深遠的甜美果實。

2009遲來的正義

明老總離開中影後被安排到上級單位上班，他將他在中影所遇到的問題詳細告知新來的主管，為後來到中影擔任經營者的人解決了許多困擾，例如每個企畫 案都要經過上級單位核准後才能執行的規定就取消了。這期間上級曾經一度考慮要明老總再回去領導中影，為明老總婉拒，他的理由是讓別人做做看，也許會做得更 好。他默默的支持著台灣電影的發展，卻抱著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逐漸從台灣電影界隱退。

明老總退休後就以他在俄文方面的深厚造詣在文化大學俄文系任教，造就了許多俄文方面的人才；他自己也立定志向，有計畫的撰寫中俄外交史等鉅著。他 曾經因為在學術方面和外交方面的貢獻，榮獲烏克蘭國際斯拉夫科學院院士及烏克蘭歐洲財經資訊大學榮譽博士的榮銜，但是他個人在台灣電影界的貢獻卻漸漸被媒 體遺忘。

時間會讓許多事情真相大白，時間也會讓一些遺憾得到彌補。旅居美國的明老總選擇今年（2009年）回到故鄉台灣，而台灣兩個最重要的電影節同時決定頒發終身成就獎給他，好像有點要為他平反的意味。

因為，一個不夠，一定要兩個同時頒給他。

因為，這是遲來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