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雪

甘小二，国内第一个以基督教为题材的电影导演。他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立志拍摄七部基督教题材电影长片，目前已经完成两部。他自编自导自演，还带着自己的电影到农村基督教会巡回放映。作为一名在大学教授电影理论的老师，他认为“如果我没有拍电影，那我就不配教他们拍电影”。
　　
　　　　电影在银幕上兀自地放着，台下稀稀拉拉坐着5 位观众。从电影开始前的导演见面会，到整部电影结束，一直就这5 位观众。
　　
　　　　这是2008 年11 月的某天晚上，甘小二的电影《举自尘土》在中山大学放映时的情形。
　　
　　　　组织这次放映活动的中山大学某社团学生，对于仅有5 个观众，不停地跟甘小二解释：同学们这周末要考公务员，都在紧张复习；也因为下午大家都去烧烤了，太累了。
　　
　　　　甘小二也不断地安慰道：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真的毫不介意。看着学生着急，远比只有5 个观众，更让他着急。更准确地说，只有5 个观众这事，丝毫不能让他着急。
　　
　　　　“去年在中大的放映活动，就满场了。我们之前在郑州的一家书店里放映，也来了100 多人。在电影拍摄地的河南乡村，来五六百观众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我反对组织和强迫观众去看某场电影。”
　　
　　　　以后的两周里，甘小二一直忙于“第一届华美学生影像展”。这个为内地香港高校学生，及少量独立电影人的影像作品筹划的展览，让甘小二有时一天只能睡2、3 个小时。
　　
　　　　记者前去采访的这天下午，影像展上一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的电影放映时，来了不到10 位观众。甘小二坐在台下，玩笑般地跟这位学生导演讲述自己前几天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境况。
　　
　　　　为什么拍摄基督教题材电影
　　
　　　　我个人的生命转变，是1997 年春天，我父亲弥留之际。我从北京赶回家乡县医院，他刚刚从持续几天的肝昏迷中醒来，思维清晰。天气转暖，病房里进了一只苍蝇，我哥去赶它，父亲还指了指窗户，意思是打开窗户它就可以飞走。肝癌晚期，腹水，肾衰竭，时常的剧痛折磨着他。母亲给他唱诗，他还试图让头离开枕头，以示唱诗时对神的敬畏，但已经没有任何体力。
　　
　　　　他得肝病已经17年了，1982年的食管血管大出血就险些丧命。这些年间，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晚，母亲似乎绝望了，为父亲做祷告说： “慈爱的天父，要是他在人世间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请你把他带走吧，我把他交托给你了。”那一刻，我感到强烈的震动。这些话语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爱意温厚，如此富于关怀。这些话语固然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但重要的是话语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体贴，我在之前接触的所有中国文化里都没有遇到过。
　　
　　　　1997 年我父亲病逝。追思礼拜上，来了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什么都不说，排着队整整齐齐地，在一个指挥带领下唱赞美诗，唱完就走。我当时觉得很好，因为他们传递给所有人一个信息：肉身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这和之前我对死亡的认识大不相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电影里仍然没有正面出现过，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成形的想法。
　　
　　　　1999 年我的婚礼就是在电影《举自尘土》里这个教堂举行的，我母亲在这间教堂服侍。穿军装的诗班姊妹在村口等待接花车，敲锣打鼓穿街过巷，同我们通常见到的结婚差不多，但姊妹们在花车前面走还是挺吸引人的。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个同学都在场，可惜没有机器。大家都说，这个婚礼要是拍个纪录片就好了。纪录片错过了，就想在剧情片里可以补上。只是我们安排的场面，总是不会有纪录片那么热闹，那么有气氛。2005 年冬天，我们拍摄《举自尘土》的时候，我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商量，不知组织500 个群众演员有没有问题。“1000 人都行！”当地基督徒超过人口比例的15％，的确不是问题。
　　
　　　　2000 年春天，我从广州去父亲家乡民权县，参加他的三周年祭奠。当地的习俗是三周年和下葬一样隆重，我妈妈骑自行车到处走，请了一个教会的诗班来唱诗，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舞蹈，以及福音小戏剧。那个墓地坐落在我堂兄承包的苹果园，很漂亮。透过果树的枝条，我站在一边听传道人讲道：“要是你们相信耶稣，你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要是你们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你们的祖先就是猴子！”我在想，多么好的电影题材啊！
　　
　　　　成立《第七封印》不是致敬
　　
　　　　就是这些我家庭、我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举自尘土》里面的宗教叙事。
　　
　　　　也是这些，让我想拍基督教题材的电影，而且拍七部。
　　
　　　　2000 年，我和几个朋友在广州成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1956）。曾有人问我，使用第七封印作为自己的创作小组的名字，是否在向伯格曼致敬。我是如此喜爱伯格曼，但致敬却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第七封印》也不是我最喜爱的伯格曼电影。把创作团队命名为“第七封印”，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七部剧情片，全部有着明确的宗教元素，记录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构成一个七封印系
　　列。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接受审判的过程。
　　
　　　　七封印系列是我给自己毕生的创作任务。影评人王书亚评论说：“直到近年甘小二的《山清水秀》、《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有了自己的救赎母题。”我知道自己在拍没有出现过的中国电影，我的影片记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剧情片系列都不是福音性质的，它们一定程度上是部分中国人（8000万基督徒）的精神史，以及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小武不看《小武》
　　
　　　　对电影来说，尤其独立电影，钱总是刚性的问题。
　　
　　　　2002 年，我攒了一笔钱，觉得差不多够拍手头已写好剧本的《山清水秀》，就开拍了。也有两个朋友的钱投进来，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后来有另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剧本，觉得可以投入一万块钱。这部影片前后花费在8 万块左右，对于我的收入水准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拍第二部剧情片《举自尘土》时，因为有了《山清水秀》获得的关注，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电影制作的HBF 基金给了大约是成本的四分之一的前期剧本支持。这对于我们启动影片不可或缺。
　　
　　　　独立电影的资金回收很困难，除非影片非常出色，成本足够低，一般都谈不上回收。正如一个朋友说的：“要是当成是投资的话，我能给你钱吗？”
　　
　　　　大家只是觉得这剧本值得拍。只要投资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不会那么在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在经济上，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不让我负担家庭的花费。她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钱虽是问题，却不是全部的问题。2003 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是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
　　
　　　　《山清水秀》涉及到卖血得艾滋病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影片完成一年后，就是非典之后，媒体才开始有了一些公开报道。
　　
　　　　但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联系着整部影片的基督教人神关系。影评人张亚璇说： “这是一部有神论者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它违逆了中国电影的普遍性质。”
　　
　　　　中国电影也没有立法，这种情况下，正如法斯宾德说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存在于电影人的想象中。
　　
　　　　我不认为我的两部基督题材的电影可以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所以，也从未拿去电影局审查，不想浪费有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不审查，就意味着不能在内地发行，院线、广播、音像都不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看不到你的电影。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小武不看《小武》。这意味着，这部名传天下的影片没有到达它真正关心的人那里，好可惜。
　　
　　　　我也听到一些嘲讽，说独立电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电影作者带着电影自放。
　　
　　　　我拍电影，因为“在兹，念兹”
　　
　　　　2007 年暑假，我带领几个学生去河南农村教堂巡回放映《举自尘土》，同时我做出一个纪录片《教堂电影院》。《举自尘土》的监制、主演张献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前来和农民基督徒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节、高校放映，更有意义。
　　
　　　　农民多数看两种影像，一种是大片，一种是电视节目。他们是第一次接触中国独立电影。我家乡一位姊妹看了两遍，觉得第二遍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责备自己第一次看后向我提出的那些意见，“影片音乐少、台词少，信徒祷告少、唱诗少”等等。最后，她鼓励我说：“哪怕你的电影只有一个观众，上帝都会纪念你的劳苦。”
　　
　　　　但此间，也非完全顺利。
　　
　　　　我们去三门峡放映，那里一个县的两会（基督教协会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不同意放映。他主要是怕我们是邪教搞渗透的。我想把片子留给他，希望他们两会的常委看一看，没有问题再放。但他认为没有必要。
　　
　　　　在和他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既不考虑影片内容，也不考虑《圣经》教导，只是担心这事儿上面问下来会怎样。我理解他的难处。片子放不放的，我认为已经毫不重要。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想多数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可以在自己的祖国正式上映，我并不是一个例外。我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自己的电影进入院线和广播渠道。以前在朋友家里看过一个外资公司的海报，上面写着“We Here,We Care”，翻译成“在兹，念兹”。我非常喜欢！这不仅是我拍电影的动力之一，也是我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的信念。
　　
　　　　亲历乡村圣诞节
　　
　　　　2005 年12 月25 日，河南新乡七里营，甘小二正在拍摄他的第二部故事长片《举自尘土》。农民基督徒们开始欢庆圣诞。与城市里的圣诞节不一样，乡村圣诞节不是充满基督教文化符号的商业狂欢，而是真正的宗教节日，当然，它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安夜。
　　
　　　　冬天里，天黑得早，尤其在过了淮河的北方地区。因为冷，天一擦黑，路上就没什么人了。
　　
　　　　已经过了傍晚6 点了。若在平常，这时候七里营镇上除了遥远而空旷的几声狗吠和隔壁家孩子的两声嬉笑，便只有静谧了。河南的乡村一向如此。
　　
　　　　但这日不同。这日是平安夜。
　　
　　　　虽是圣诞节，教堂也并没有怎么装饰。只是门头上贴了张红底黑字的“欢迎来到神的家”，里面拉了些皱纹纸做的花边彩带。
　　
　　　　我们站在教堂门口，看见这么些裹在棉袄、藏在围巾线帽下的人，从寒风里赶来，有些意外。不长的时间里，从车上跳下来一两百号人。
　　
　　　　我曾经是七里营镇的居民，这次回来拍的就是部基督教电影《举自尘土》，它的剧本就来自这片土地。平时住在这所教堂里，刚好赶上圣诞节，就站门口看个热闹。
　　
　　　　教堂里外，已经有很多人了，有教徒，也有非教徒。抱着婴孩的，扶老携幼的，拄着拐杖的，搂着女友的，熙熙攘攘。半大的孩子在人群中鲶鱼般地挤来挤去。
　　
　　　　这一切，跟从前看庙会、龙舟赛的架势很像。
　　
　　　　教堂门口最吸引人的，是几排着装统一的人。
　　
　　　　那是唱诗班，都穿着军装，绿色的PLA 陆军军装式样，帽徽上是一个十字架。亦有肩章，身边的朋友注意了下，“清一色儿，都是上校。”
　　
　　　　这些军装都是教会系统的工厂生产的，因为符合教徒们的审美，而广泛流行于河南乡村的教徒间。他们喜欢清一色的整齐感，立志成为耶和华的“精兵”（《圣经》里将教徒比为上帝的精兵）。同时，他们也称自己为“福音宣传队”。
　　
　　　　七里营镇教堂，是这一带最大的教堂。周围八九个兄弟教会的唱诗班都过来了，一个唱诗班10 到30 人不等，算下来，单是唱诗的，少说也有百来号人。
　　
　　　　其中有些人手上拿着军乐器，鼓、号之类，也有传统的笙、箫。不紧不慢地排练着，演奏圣歌。
　　
　　　　终于等到近7点，教堂里里外外挤了逾千人，室内再也容不下更多的人时，欢庆开始了。
　　
　　　　程序上，与城里的大教堂并无二致。
　　
　　　　牧师用河南方言咏颂耶稣诞生，诵念经文，底下人也跟着念，亦是方言。
　　
　　　　教堂内四圈的蜡烛，映在众人脸上。牧师面容平静，教徒虔诚的脸部，更显线条柔和。
　　
　　　　阵容可观的唱诗班，合起声来，时有错落，却也有音频共鸣之时，听起来有点管风琴的意思。乐队卖力地奏着，偶尔会破坏“管风琴”的感觉。
　　
　　　　底下有年幼的孩子，跑来跑去，时不时叫嚷两声。被教堂工作人员赶紧哄回座位去。跟大人们相比，他们更期待这晚教堂里派发的小礼物，画着耶稣像、写有祈福文字、做工并不好的小卡片，或者小糖果。
　　
　　　　教堂外面，陆续有人从寂静中赶过来，有些是为了赶场面上的热闹，有些是为了找内心里的安宁。
　　
　　　　教堂内已经到了演出的环节。
　　
　　　　相声、小品、歌舞轮番上演，都是教徒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无不跟基督有关。不过在我看来，台词虽然背得很卖力，但好像背出来就完了，越是想着‘演’得更像一点，更生动一点，就越是不太合适。
　　
　　　　台下的观众，也看得卖力——一站几个小时不挪身，但是没有笑声，也没有掌声，只是静静地看，按照当时在场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的说法： “观众怎么这么被动啊”。
　　
　　　　近10 点时，演出结束，大多数人散去。有些教徒走向奉献箱。
　　
　　　　教徒们挨个走到募捐箱前，放入数目不限的钱。有毛了边的破旧纸币，和叮当作响的硬币。
　　
　　　　队伍中有位佝偻着腰身的老太，比较打眼。一来是她行动的颤颤巍巍；二来，现在很少有人穿她那样破的衣服出门了；三来，她捐了张100 的红票子。
　　
　　　　镇上捐100，甚至成千上万的，也不乏其人。
　　
　　　　后来，听母亲说，那老太80 多岁了。膝下4 个儿子，经济都不宽裕，无人愿意赡养老人。最后，由村里有头面的老者协调，达成结果：4 个儿子，轮流每年给老人100 块钱，每人每4 年给一次。老人平日里，靠捡垃圾养活自己。
　　
　　　　“她是捐给来世吗？”有人问。
　　
　　　　他低估教徒了。教徒中的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功利，他们更多是想为教会做点什么。
　　对话
　　
　　　别叫老师，叫我小二好了
　　
　　　　风尚周报：伯格曼对您的影响始于何时？
　　
　　　　甘小二：读书的时候，看了伯格曼几部影片，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信仰基督教之后，我才对他有了一些认识。我在写的书《伯格曼精读》，首先就是做这个宗教解读的工作，他的很多影片，对于不了解基督教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关闭的。作为电影导演的他之所以伟大，我认为是因为他的困惑比我的困惑伟大。某种意义上，是我在逐渐经历他经历过的困惑，体验他体验
　　过的生命。
　　
　　　　风尚周报：你可能会拍其他题材的电影吗？
　　
　　　　甘小二：2005 年我拍摄了实验影像《若即，若离》，与基督教题材无关。
　　
　　　　2008 年的实验影像《Cosers Make Cross》讲了一群玩Cosplay 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卖部、麻将桌、街道、城堡、森林等不同的地方被召集，手里拿着刨子、斧头、凿子、大锯等传统的木工工具，傍晚时分，大家聚集在一起开始劳动。深夜，他们做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风尚周报：学生对你的影片，大多会持什么态度？
　　
　　　　甘小二：2002 年，我刚刚完成《山清水秀》，在自己课堂上放映。那时影片里的人物一提到耶稣、基督教，大家就笑，有人觉得“突兀”， 因为“中国人不是这样说话的”。
　　
　　　　2006 年，《举自尘土》的粗剪版在课堂放映，满片都是感谢主、耶和华神，但再也没有听到笑场。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它说明了这几年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转变，这个转变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
　　
　　　　风尚周报：您喜欢别人叫你小二，而不是甘老师，为何？
　　
　　　　甘小二：我爸是中学老师。刚开始别人叫我甘老师，我总以为是叫我爸。小二是我爸给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
　　
　　　　2004 我回家乡筹备《举自尘土》，我爸的学生有十几个在当地做各局局长的，一起请我吃饭，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爸只是教中学语文的，已经去世7 年多了，这帮77、78 级前后的学生对他仍然那么尊敬。我在家乡拍片子，常有我爸的学生，有些我都不认识，来看望我，只为告诉我，他是我爸的学生，很感谢我爸对他的教育和关怀。我想，我爸那样的才是真正的好老师。我差得远了。
　　
　　　　所以，叫我小二好了。
　　
　　　　风尚周报：如果可能，你是否会全身投入拍电影？还是不舍放弃教师的职业？
　　
　　　　甘小二：我不是那种职业导演。人都只能做有限的事情。别的老师我不好说，我自己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没有拍电影，那我就不配教他们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