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如玉剑气如虹

Apr 2nd, 2010 Posted in 电影 | 831 comments »

“我觉得,我们应该写一篇张国荣的。”

“看见卫西谛的博客了?”

“批准。怎么个安排?是看他的某个电影,还是就说张国荣?”

“都好。会长定吧。定了今天我交作业。”

“你倡议的,你定,我们从你……”

“三镖客我都看完两小时了啊。。。还剩一小时,要想今天交作业得赶紧开始看,不如天亮也看不完。张国荣的电影只有霸王别姬吧。”

“也看完两天了,就是评书没听完,不懂英文楞瞪着蓝屏真有点难度,听了一少半了。张姑娘这算加映,写起来应该很快吧,听从本会唯 一女性的安排。”

“那先写加片吧。写霸王别姬。那个不用看就能写。”

所以说《霸王别姬》。

我推崇李碧华,她的作品可能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她的才情让我很羡慕。她能把顺手拈来的一个故事拧过来拧过去,奇技淫巧,编的十分好看。比如《霸王别姬》这个故事,起始可能很简单,就是要找部京戏编个故事,于是选了《霸王别姬》。把两个演员拽出来,让他俩发生爱情,暗合京剧的内容,这样戏里戏外就有了联系,意思出来了;怎么才能让他俩情海波澜呢,在霸王那边放进去一个人,变成三角恋,然后再在虞姬这边也放一个人,故事就架起来了。这时候关键的拧那一下来了,虞姬是个反串的男旦,就像推上了电闸一样,照亮了整个故事,层次重叠,立体了。然后再找个历史背景放进去,画面就鲜活了,这些人在那些时代,故事是说也说不完,怎么写怎么有。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是说看别人做容易,自己做起来难,作为一个文学家我深有感触。这个故事是上上之作,简单的爱情故事架构中揉进了太多因素,并且打理的井然有序,好本事。

九三年的时候,葛优、张丰毅、英达、巩俐都是正当年,虽然表演技巧会略显滞涩,但是他们当时那股子风华正茂的气势弥补了小小的不足。这其中英达的角色是最好演的,非常类型化的一个商人角色,片面单一,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帮着顺剧情的龙套。按说这种角色想抢戏很容易,但是没给他机会,只是让他老实巴交的完成任务。

张丰毅的角色设置的就有些愣,有缺陷,整个人的变化有点接不上,这给了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他和菊仙完婚后,接着的情节就是他俩的婚后生活,这场戏中巩俐演的严丝合缝,但是张丰毅完全没有表现出他为什么会受制于菊仙。小石头的坚强外表掩盖着软弱的性格,刚而易折,这方面张丰毅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虽然他还是完成了这个角色的主要部分,但是没有赋予这个角色以光彩,很遗憾。我想过换一个人会不会更好,比如那时候的申军谊,姜文,至少不会比他差。

葛优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银幕形象,很有意思。袁四爷这个人物绝非是什么一般的地主阔少,他是一个富贵子弟,虽然可能不学无术,没有什么经济学问,但是这个人绝不是俗人。有手面,有场面,会玩,肚子里撑得起来船。他对程蝶衣并无奸诈,是以诚相待,该下的功夫下到了,你程蝶衣来就来,不来我也不勉强,照样捧,继续追,早晚你是我的。葛优演得很不错了,但是我总觉得那里差那么一点,仔细想想,是服装道具弱了,没有让他显出一副富贵公子的派头来。

每一个爱情故事里都要有一个搅事棍子,后母啊,大嫂啊,小三啊什么的。巩俐在《霸王别姬》里面就是这么个角色,让人生恨,同情,少了她又不成戏。这种反角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很容易出彩。巩俐演的很不错,特别是她和张丰毅之间的章节,几乎全靠她撑起来。还有一个要提的是,那时候巩俐的身材,充分展示山东大嫚的风采。

小石头小豆子从小学戏的地方的原型是大名鼎鼎的富连成,富连成从1903年创办至1948年解散,共培育了喜、连、富、盛、世、元、韵7科学生近700人,人才辈出:侯喜禄,马连良,谭福英,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冀韵兰。梅兰芳、周信芳等也曾在这里搭班学艺。吕齐老爷子演的关师傅在剧中非常醒目,他是人艺的话剧演员,在片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舞台风格,和其他人不太搭调,但是由于这个角色的年龄、特殊的身份、老派的江湖气,舞台表演风格反而特别受用,这个真的很妙。

蒋雯丽在其中客串的并不好,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妓女,这两个身份并没有统一起来,只是在照着演。

小四这个桥段的存在,是这部电影由爱情片得以提升的要义所在,设置的非常好。在程蝶衣失身的那个晚上,他捡到了小四,宿命的象征。最后小四的叛逆等等,四两拨千斤的把文革讲得非常透彻。等等等等,总之这个人物设置的太牛了。说到小四不得不说这片子的尺度,要是这电影是去年拍成的,肯定是个禁片,想想娄烨那部传说中的春晚就知道了。

我一直不大看得上陈凯歌,他这人有点假,这种假多半是因为没底气,就要来点虚张声势。如果把《霸王别姬》从他的作品列表中拿出去,再看这个列表,就能看出点门道了。其他的片子只有一两部算得上不错,大多数都不值一提。《霸王别姬》之所以这么好,要是论功行赏的话,第一是张国荣,第二是徐枫,第三才是陈凯歌。整部电影是徐枫策划的,她发现了陈凯歌的才能,然后带着他做了这部电影,本来她是想把陈凯歌塑造出来的,但是获奖之后陈凯歌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当然不能说这片子是徐枫导的,但是徐枫在其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不然看看陈凯歌离开她之后都拍了些什么。这个片子还有一个成功的要素就是参与者都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是换作现在,就算有这样的好剧本,也找不到这样的一班人马了。所以我从来没把这部电影算作是陈凯歌的,这就像前些年的皇马队,以齐达内领衔的中场无比强大,所以劳尔的前锋位置就算是戳根木头,他们都能让球打在木桩上折射进门。

这部电影是属于张国荣的。片中程蝶衣出不了戏,曾经宁肯生活在戏里,台上台下都是虞姬,全部寄托都在霸王、师哥身上,而且被逼成同性恋。张国荣本人也是同性恋,剧中程蝶衣的般般种种,他未必没经过。师哥破碎了蝶衣虚幻的寄托之后,袁四爷趁虚而入。我觉得程蝶衣和袁四爷之间是有真感情的,二人惺惺相惜,并无始乱终弃。与袁四爷一起的日子是程蝶衣最幸福的时光,袁四爷让他的世界完满了,戏里戏外不分彼此,台上是杨贵妃虞姬,台下也是。张国荣的表演堪称完美,看电影的时候我忘记了他是张国荣。他塑造了一个只属于中国的永恒的不朽的艺术形象,《霸王别姬》因他而传世,他因程蝶衣而名垂影史。

我并不是张国荣的铁杆粉丝,是他的自杀让我格外看待他。若是论华人男演员而言,《霸王别姬》的程蝶衣是不朽的演出,风华绝代的张国荣。

阔别的年代

Mar 23rd, 2010 Posted in 废话 | 959 comments »

google总裁的那篇博客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google对于在华境况不满的表达。他们采取了非官方的方式来传达这种信息,这说明还不想撕破脸皮。那时候我怀疑已经存在一场在google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了,而且这个谈判应该是处于不利于google走向的,所以google决定表示自己的决心,借以施压,并且为可能存在的退出做准备。

中国政府在最初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张大了嘴巴,很干脆的沉默,没有及时的作出反应。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不听话了?一个互联网企业怎么敢这样无礼?随即做出了更傲慢无礼的姿态,但是这时候,五毛党并没有出动,而是很克制的敲边鼓。

google接着出招,爆出邮件攻击事件。我觉得同等量级甚至更为恶劣的邮件攻击是一直存在的,google此时爆料,等于放出胜负手,而且很大程度上有给退出找一个理由的意思,一个这么有影响的国际企业做出退出中国的决定,绝非儿戏的。google必然面临不遵守中国法律的指责,为此,google放出了邮件攻击事件,向世人,向国际社会讲述了在华境况。这时候,中国的选择已经不是很多了,对此事件的反应同样迟钝。正是因为这种迟钝让我觉得google还有可能留下来,因为我觉得可能存在某个进行中的谈判,互相交涉才导致官方反应迟钝。

我不知道我所一直暗暗依赖的谈判是否存在。春节过后,google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放出来,相反,大陆由官方至五毛开始从各种角度攻击google,外媒谣言不断,我知道完了,google铁定退出。沉默意味着已经不值得浪费精力了,google懒得就此事废话了,行动是最好的答复。

google目前还可以访问hk的链接,我觉得用不了多久hk的google搜索将会被大陆屏蔽;gmail中的buzz功能是逆天的,如果google不肯在华阉割buzz,gmail肯定将被干掉。

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什么?是互联网,google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好的产品,它的经营理念和所推出的产品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部分。我们曾经有过被现代文明抛弃的经历,而自100年前开始,中国人追寻世界的步伐从未停止。我不知道google退出事件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因为目前还可以访问google.hk,当这个链接打不开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挡不住的,google走了,他们也必然会消失,因为他们将失去存在必要而被反噬,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不合理的存在。我会看到需要翻墙才能访问google那一天,同样我也会看到五毛消亡的那一天。

过火山河

Mar 20th, 2010 Posted in 电影 | 487 comments »

《锦绣山河一把火》是部有点冷门的电影,下载的过程痛苦漫长,最后剩了一点就是不走了,我忍无可忍干脆不管了,改了后缀名直接看。

东欧人的艺术天分是天生的,我觉得他们的艺术能力指数一生出来就比其他的人高一个等级,也有可能是他们多桀的民族命运催生的。生活安逸了,所表现的东西就会缺少力度,描写每天都在吃猪头肉肯定比不上每天都想吃猪头肉更动人。《锦绣山河一把火》的内容并不复杂,波黑战争中的南斯拉夫人是怎么战斗的。

片中反复的强调兄弟阋墙的主题。一对发小从小到大混在一起,过着山中不知岁月长的田园生活,一直到战争爆发;隧道外的穆族指挥官是隧道内的塞族指挥官的妹夫;开杂货铺的胖老板和瘦邮递员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就像波黑战争中的塞族、穆族、克族一样,他们拿起了现代化武器,趴在不同的战壕里,千方百计的想要干掉曾经的兄弟。电影在表现这方面的时候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没有什么思前想后的恻隐之情,兄弟们见面相互打招呼的唯一方式是子弹,无所不用之极。女教师从隧道外走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因为这个女教师的故事,这部电影有了普遍意义,因为很多人类在互相残杀的时候都用过这样的招数。我很钦佩女教师这个桥段,诗意的,悲伤的残忍。

他们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好像不是因为手指头被剪了这么简单。不过,波黑战争的原因大概也不复杂,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一生大概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在战斗,要么在准备战斗。一大家子人围坐着,在风和日丽的户外聚餐,电视中的画面或者演讲激发了心中的信仰,于是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捍卫战争中,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想想《勇敢的心》中华莱士的鼓惑就释然了。当然,换个角度看,战争本身也很莫名其妙,你能解释清楚我们的三年解放战争吗?几百万中国人互相残杀,开心得不得了,还拍了很多大片用以献礼、纪念,彰显。从来没有感到荒唐悲凉吗?

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也没什么坚定不移的信念,初中的时候看高阳的《胡雪岩》深受教诲,时至今日我还是当年的那个想法,如果爆发战争,那就把家人找个山沟安顿好,然后我出去捞世界去。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南蛮子谁说了算我都没意见,我过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包括被我们关进医院的所谓的精神病患者。本片的导演并不是莽汉,他在解释兄弟阋墙原因的时候是细致有层次的来进行。隧道作为童年时兄弟俩故事的主要线索,一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这是那场战争的起始,那条有着象征意义的隧道被堵上的原因,这种仇恨是很难化解的。而具体到个人,两个那么相好的人是怎么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胖子和主角在隧道顶上的那段问答是最好的注脚,就在他们的误会有一点点化解的时候……

片子的结构有点小花哨,但是想想这样的内容,如果一直顺着拍过来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很难演,也会让调子显得沉重,结构显得笨重,这么一想,现在的结构就有很大优势了。而且把童年那条线埋得很深,一直到最后与成年的结局汇合,这个很漂亮。

我很喜欢片尾结束时的那首歌,一剪子下去,嗷的一声嘶叫,全南斯拉夫人都在摇滚。

我发现维和部队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维持着万年无法翻身的小丑形象,他们在不同的电影中尽情的嘲讽维和部队,最突出的是同题材电影《无主之地》。在本片中维和部队也露了可爱的一小脸。

高唱着前南忠于铁托的革命歌曲,驾驶着大卡车冲出隧道的那个塞族老指挥官,是瓦尔特演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那个瓦尔特,《桥》中的那个老虎。《桥》的导演是穆斯林,在波黑战争中饿死在萨拉热窝,老虎的扮演者巴塔,就是本片中的老指挥官是塞族,波黑战争后曾经打算竞选总统,现在还是议员吧。

感慨。

谁的本命年要出租吗

Mar 9th, 2010 Posted in 电影 | 39 comments »

我觉得《出租车司机》和《本命年》很像,才放在一起看。

1966年李慧泉儿在北京出生了,那一年文革开始;10年之后,特维斯从越南退伍,在纽约找到了开出租车的工作,此时李慧泉儿该认识方叉子了,他俩会一起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去世默哀,经历来自唐山的震动,在街头上用帆布搭起来的地震棚里打闹。特维斯对着镜子说:You talkin’ to me?,李慧泉儿则在懵懂中经历变革。到了1989年的时候,特维斯会在做什么呢?那一年,李慧泉儿从监狱里出来,走进了和纽约一样冰冷的城市——北京。

我没去过纽约,《出租车司机》里面的纽约黑暗、肮脏,埋葬光明和温暖,夜里不眠的霓虹灯散发着廉价的敷衍的诱惑,无数人隐没在黑暗之中,被孤独和冰冷吞噬。1989年的北京处于剧烈的变革中,之前几十年形成的一些东西被无情的粉碎,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每一天都在淘汰,各种欲望被释放出来,无节制的疯狂生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北京是因为变革的速度太快而显得和纽约一样的光怪陆离,让人迷失,某个三个月未见面的朋友可能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李慧泉儿和特维斯就像臭水沟里的两根铁棍子,坚硬冰冷,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他俩是强者,不畏惧,随时可以像一截铁棍一样毫不留情的挥舞出去,从来没拿自己当回事。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爱和不爱,没有嗜好,没有牵挂,没有留恋,就像在都市垃圾堆里觅食的流浪狗一样,不靠近别人,也不能让别人靠近。唯一融化他俩的出路也被堵死了,特维斯的爱情被他自己笨拙的结束了,李慧泉儿的爱情还没表白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他俩能够有一个老婆,那么还有可能寻找到一点慰藉,但是没有。整座城市就像一个永远旋转的大漩涡,他俩沉浮其中,因为没有牵挂而被甩的越来越远,每转一圈就离光亮的中心越远,离黑暗的边缘越近。

有的时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或者在车上,我会突然放空,然后想,这他妈是什么地方,这鸡巴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他妈在这干鸡巴呢。全都是陌生人,行人匆匆万家灯火,每一个窗口的灯光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手里就像拎着一截螺纹钢,一步一步的走过,走累了就睡着了。如果特维斯和李慧泉儿要是有一段恋情的话,那也可能是一段糟糕的过程,但是,哪怕是再糟糕的,也好过什么都没有,这两条流浪狗确实什么都没有。

特维斯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一切,他活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被两种狗娘养的搞坏了的,一种是政客,一种是皮条客这样的东西:那就让我来终结一切。可笑的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的那样死去,反而成了都市英雄。这是一个对现实充满轻蔑的,冷酷的,诅咒的结局,极尽讥讽之事。而李慧泉儿的结局则降至全片最冷,他踉跄的逆着人潮,来到散场的剧院,无望无助,仿佛他是鬼魅穿行在人群中,或者他穿行在鬼魅中。李慧泉儿从来没考虑过生死,这世界跟他就没什么干系,但是他却在最后处于弥留中。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要死了。

《出租车司机》是想说,操他妈的,这世界就这鸡巴样了;《本命年》是想说,操他妈的,这世界为什么这鸡巴样了啊?

谢飞是个非常牛逼的导演,如果现在把他的电影看一遍,会觉得,我操,我们也阔过啊。《本命年》是某种类型片的一个高度,后来就没有人能达到了。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所受到的教育,是第五代第六代天生缺失的。这电影里面的配角都挺有戏,最有意思的是管片警察小刘。这是一个有原则,但是充满市井气味的小警察,他有制度内的那种强横的一面,毫不客气,也有人情味儿的一面,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条,尽职尽责的小警察。刘斌演得非常好,让我想起谷峰、秦沛,还有台湾的徐明。我国的很多文艺作品中的警察都跟小刘差不多的形象,这多多少少折射出我们对警察的希望。《出租车司机》则几乎是德尼罗的独角戏,一直到朱迪福斯特出现,他俩好像手挽手走过那些事情,灯光都打在他俩身上。

不知道纽约现在怎么样了,如今的中国大地上倒是随处可见当年的纽约,执政者唯一守住的底线就是枪支还没泛滥。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20多岁的小伙子随时可以变成杀手,不信看看新闻就知道了,砍路人,砍恋人,砍亲人,砍自己,毫不留情。

You talkin’ to me?

你冷吗?

“你得多干活,少想,少说,多找朋友,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

绿头苍蝇生前死后拳打脚踢烂命一条不要了

Mar 4th, 2010 Posted in 电影 | 1,572 comments »

01103254101

你接触过社会渣滓吗?没有正当工作,吃了上顿没下顿,欺软怕硬,混又混不成黑社会,得过且过眨巴着小眼睛等死。这些人并不是一生下来脑门上就盖了一个戳子——杂碎,他们也是可爱的胖乎乎小孩,但是这些杂碎需要在成长的路上像赵云在长坂坡般的厮杀,比赵云还要好的运气才会避免成为一个杂碎。赵云只有一个,长坂坡只有一次,龙生龙,凤生凤,赵云也许常有但是曹操只有一个,所以老鼠的儿子不打洞就会被命运干掉。

《绿头苍蝇》的故事挺简单,以一个社会渣滓为主线,讲述了几个不幸家庭交织的故事,充斥着家庭暴力,并且绝望。讲故事的方法也很类型化,一个找死的男主角搭一个小女生,彼此之间有一点没说破的暧昧。这种搭配的电影不少,著名的像《这个杀手不太冷》《出租车司机》。把这么老套的戏演出精彩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绿头苍蝇》做到了,至少大部分时间都做到了。

《绿头苍蝇》胜在不做作,不去虚饰堕落和肮脏,让那些被社会摧毁的底层人的生活暴露无遗,丑陋、残酷,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说到这里,就要谈到“度”这个问题了,如何来表达这种生活,展示到什么程度。很多电影、小说在这方面失控,找不到分寸所在,从而让人厌恶,甚至失真。《绿头苍蝇》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对白中有数量惊人的脏话,凡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肯定会学会那句骂人话,用几句脏话营造了整体气氛;在表现家庭悲剧的时候,没有采用常有的色情甚至乱伦这样的桥段,而是直指造成这种现象的本源,比如男女主角父亲的前军人背景,这样既避免了要表现那些挑战观众心理底线的剧情,又不失真,很容易激起观众的认同。导演在这方面把握的非常好,自然,老道,松弛有度。

这种类型的影片最怕的就是故事太离谱,只是个案,不具有典型性,那样就没有说服力,从根本上失去观众的信任,这样演的越残酷,观众越反感。《绿头苍蝇》整个故事很贴近生活,情节进展干脆利落,没有感慨没有发问,不给观众过多的判断时间,这点而言简直不像是一个年轻导演的处女作。

片中的演员都称职,没有明显露怯的一环,中规中矩。男主角,也就是导演大人,把那股混不吝的劲道演出来了,自暴自弃,抛弃生活也被生活抛弃,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活着干死了算。我看了感觉很亲切,因为我也是这种烂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想操他妈的怎么又是一天,然后扛着镐头挥汗如雨的奋力刨那个埋自己的坑。这个杂碎是个没深度的混蛋,他的大脑就像盘子一样的浅,什么都不盛不住,气不顺的时候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就开打,三天两头修理一次自己的仇人,他不打算忍着,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挂掉,不想留下什么遗憾吧。

这个混球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情,亲人没了,也没有爱与不爱,那个看起来像是朋友的老板呢,其实真就是个利用自己的老板而已。他是坚硬的强壮的,直到被侄子和小女生软化。他对侄子不过是略表亲近,对小女生也没什么感觉,甚至连搞一下的想法都没有。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他并不依恋什么,他无法抵挡的是来自他人的依恋。他对侄子好并没有期许回报,只是出于血缘本能,当侄子抱着他的大腿的时候,他完蛋了,被攻克了。小女生就更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内了,拿来用用而已,但是小女生就像用丝来牵绊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有多么需要他,最后那夜对他说,你应该把钱都花在我身上就对了。那一夜他沦陷了。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需要他的人,一点点温暖就足矣让他醉的不省人事,丢盔卸甲,而一个软乎了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是被吃的。

女主角很出色,是片中最突出的一个,导演在这个角色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把那个环境中所能存在的美好,尽可能的都放在了她身上。金花雨没有辜负这个角色,演得真好。早熟,坚强,让人心酸的世故,麻木,有一点反抗,也有一点小女生的梦想,努力上进,不妥协……最重要的是她胖乎乎的,还有刘海!看着她我想起了马斯晨,辛树芬,希望她能在演艺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更好。她让人心里有隐隐的疼,让人信任,踏实,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可能是因为她无依无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这部电影有个很要命的,弱的地方,不该有的这么明显的弱点,就是ending。虽然最后女主角隔着十字路口与弟弟对望稍微挽回一点,但是整个ending部分烂俗,从山木去辞职开始就整个弱掉了,衰掉了,不可救药的让人失望到看不下去,实际上第一遍的时候我就从那里不看了,很伤心的关掉了。这就像一套拳虎虎生风的打下来,到了最后一段突然软绵绵的,一点力道都没了,不能全始全终,那口气绷不住了,非常让人失望。

Ending部分的整体走向是对的,一个宿命的结局,很好。但是不要让一个杂碎在企图过上幸福的正常生活的时候死掉,这他妈太无聊了。直接让他死就好了,或者就是让他过上日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除了ending之外,《绿头苍蝇》是部很优秀的电影,让我有点感动。一个杂碎就要本本分分的做好一个杂碎,不要去幻想尝试过其他的生活,别去耽误人家,也不要把自己搭上,就算横竖都是挂,也不要挂的这么无聊。这是从一个杂碎生前最后一段时光中,我所得到的经验,希望对你我都有所帮助。

《电影艺术》上古史话

Feb 25th, 2010 Posted in 转帖 | 517 comments »

感谢泡网QQ群的冰水同学帮助下载了这篇文章。

《电影艺术》上古史话

罗艺军

作为《电影艺术》的一个老编辑,我想,
《电影艺术》50 年,要按照正常的历史来分期
的话,大概很自然地分成三个阶段:文化大革
命以前,这是《电影艺术》的“上古史”;文
化大革命十年,是《电影艺术》的“中古史”,
正好也是黑暗时代;新时期是《电影艺术》的“近
代史”。经历过《电影艺术》“近代史”的人很
多,经历过《电影艺术》“上古史”的人现在
已经不多了。我就讲一段《电影艺术》“上古史”
的史话吧。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在“上古史”时《电
影艺术》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以及当年一些电
影理论家、电影创作者的处境。
《中国电影》(《电影艺术》前身)1956 年
创刊,正好是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是思
想相当解放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时候,电影
理论比较活跃,才创刊了《中国电影》。但是
创刊以后不久,就是反右派斗争了,《中国电影》
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右派言论,接着又是反右
倾…… 可以说《电影艺术》自创刊之后,一
直都是比较坎坷的,虽然当中有一些起伏,但
极左思潮在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是
起主导作用的。
到了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在
物质上的贫困,只要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
会深有感受。那么在精神上的贫困恐怕比物质
的贫困如果不说是更严重的话,至少也差不多。
于是在这个时候,中央调整了政策,提出“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周总
理提议在1961 年6 月召开了“新侨会议”——
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大概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并做了
重要发言的里程碑式的电影会议,主要精神就
是反“左”,批判1957 年以后泛滥的极左思潮,
要求思想解放,强调重视艺术规律等等。这可
以说是十七年很难得吹来的一阵清醒之风。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电影艺术》的同志
们也都欢欣鼓舞,赶紧行动起来。因为《电影
艺术》自创刊以来,基本上是反右,老是发批
判文章,所以名为《电影艺术》,恐怕实际上主
要是电影政治,主要是谈政治,很少谈艺术。
那么有了这么个机会,整个电影界的创作人员
思想都相当活跃,所以当时《电影艺术》编辑
部的同志都很希望能够真正组织一些有分量的
电影理论文章。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人传过信
息来,说上海的陈西禾同志曾经给一些年轻的
电影工作者作了两个报告,一个专门谈电影的
画面,另一个专门谈电影的音响。他之所以能
作这两个报告,当然跟周总理主持的这个“新
侨会议”倡导的风气有关系。《电影艺术》自从
创刊以来,实际上对电影本体的研究是很少的,
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有一种风气,如果《电
影艺术》杂志谈艺术谈电影本体太多了的话,
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倾向,所以一般
很难见到很有分量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
听说陈西禾在上海作了两个报告,而且非
常受欢迎,《电影艺术》就派编辑到上海去组稿,
去找陈西禾同志,对他说:“听说你作了两个报
告,有的人把报告的记录给我们看了,确实谈

得不错,希望你能够把这篇文章给《电影艺术》
发表。”陈西禾是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他对
法国文学、法国戏剧都很有研究,他作为电影
导演,在50 年代初编导过《姊姊妹妹站起来》,
是写北京清除妓女的,后来又拍过《家》,这两
部片子应当说在艺术上还是相当有水平的。但
是,他有个特点,胆儿非常小,一向谨言慎行。
多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更使得他小心翼翼。所以
我们的记者找到他,让他把他的讲演稿交给我
们的时候,怎么说他都不同意。最后没办法,
记者只好空手而回。
到了1962 年春,《电影艺术》又派记者去,
派的记者就是我夫人徐虹。她找到陈西禾同志
之后,对他说把你这个稿子给我们《电影艺术》
发,《电影艺术》是如何需要这个稿子。她把“新
侨会议”当时总理的讲话以及“新侨会议”如
何发扬民主精神,让大家有苦的诉苦,有冤的
吐冤,会议开得怎么好跟他说。说了以后,他
还是不给。徐虹一再到他家里去,说了很多北
京的电影艺术家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的事例,乃
至当时电影界的领导人像夏公、陈荒煤在这些
问题上的态度。最后,他总算是哆哆嗦嗦地把
他早已经写好的稿子拿了出来,交给了徐虹。
徐虹接到稿子之后,马上到电报局给《电
影艺术》编辑部发了一封电报,说陈西禾的稿
子已经到手了。电报一来,整个编辑部都觉得
这是一大胜利, 如同在重大战役中攻克了一
个重要堡垒。哇——陈西禾的稿子居然都组得
来!过了几天,徐虹就回到编辑部,把稿子交
出来了,以为这一下子万事大吉。但是稿子拿
到了之后,后续的麻烦不断,她还没有回到编
辑部的时候,陈西禾就打电报来了,说这稿子
你不能马上发,稿子里哪个地方有个提法不准
确,等我的挂号信。挂号信过两天来了,实际
上他要求改的地方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是在文
章里某个提法是不是太尖锐了一点,得改一改。
从此以后,徐虹三天两头不是接到电报,
就是接到挂号信,所要说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稿
子里有一句话要改一改, 某个影片的例子要
换一换等等。当时中国影片里足以说明画面上
艺术处理的典型例子还不多,所以这个稿子里
面就用了许多外国影片包括一些苏联影片的例
子,但是到了60 年代初,中苏关系也出了问题。
那并不是一篇在理论上面特别提出什么新观点
的文章,基本上还是关于电影技巧这个层面的
文章,所以就得要举很多具体的事例。一个电
报打来,说我这篇文章里引用的好莱坞的影片
太多了,这恐怕不好。最好把好莱坞的例子拿
下来,换成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徐虹拿到了稿子回到编辑部,就没
完没了地收到挂号信或电报,编辑部有的同志
就跟她开玩笑说:“你跟陈西禾到底是什么关系
啊?热恋的爱人也没有像这样三天两头又是电
报又是挂号信的!”而且实际上他要改的都是
这么一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像这样的
艺术家,因为老是搞政治运动,弄得心惊胆战,
如履薄冰。
这一期刊物把他的文章发表了之后,正好
北戴河会议召开,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的号召。声音的部分原先他说还要再修改,
徐虹已经跟他说好了,画面的稿子发了之后,
你马上把声音的部分寄过来。但是这时,打电
报也罢,写挂号信也罢,派人去坐在他家里拿
也罢,怎么样他也不拿出来了。他的这两篇文
章等于是上下篇,发了上篇以后,下篇就一直
没有发表。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
的下篇才在《电影艺术》上露面,而且这两篇
文章最后合成了一个小册子出版。
我说一点当年的电影史话,为了说明我们
中国电影包括中国电影理论走过的路是多么坎
坷。现在《电影艺术》面临的困难确实很大,
但是中国电影包括老一代的电影理论家、电影
创作者们走的路,一直是坎坷的。希望我们的
《电影艺术》在走过了50 年之后,至少在这一
些方面,像发一篇文章又是挂号信又是电报的
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宝光根据录音整理)

对程季华《病中答客问》中关于郭安仁部分的几点纠正与澄清

Feb 25th, 2010 Posted in 转帖 | 1,036 comments »

对程季华《病中答客问》中关于郭安仁部分的几点纠正与澄清

郭梅尼

读了《电影艺术》2009 年第5 期程季华先生的《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一文,关于我父亲郭安仁(笔名丽尼)的一段文字,作为他的女儿,我有权利也有责任出来纠正 和澄清。一、程季华在文中说,我父亲从武汉调到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其前身为中国电影编译社)“之前是在新华书店做编辑”,这与事实不符。我父亲从武汉调 到北京之前,是在中南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这在他的档案中是清清楚楚,有案可查的。1950 年,父亲从四川到武汉投身革命,曾在新华书店做过编辑工作。当时新华书店不仅经销图书,编辑出版也在它的业务范围之内。在新华书店工作期间,父亲同时还兼 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54 年父亲从武汉调到北京中国电影编译社时,中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级别待遇已定了多年。父亲的职位是党任命的,不是如程季华文中所说是“我任命 给他一个职位”。

二、关于父亲的历史经历。程季华文中两处提到父亲“历史反革命”的问题,但父亲在国民党国防部任职期间,不顾身家性命将他利用工作之便弄到的一份 蒋军“整个作战计划”军事情报送交地下党,“中央军委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 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文)。这些事情“文革”后都经组织调查写进父亲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荒煤为此曾在《人民日报》专门写过《告慰丽尼》,电影界 有同志也曾转告过程季华同志。在国防部任职期间,父亲“还利用自己的地位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中,他曾为被列入抓捕名单中的青年 学生通风报信,为被敌人捉住的同志挺身担保,为无处栖身的同志提供住处,并予以经济上的支持”(见暨南大学为父亲做的政治历史问题结论)。父亲的政治历史 问题结论已做出二十多年,张执一同志披露父亲给地下党送军事情报有功之事后,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让我母亲重新回京落户,把我姐姐从内蒙古调入北京,以照顾 我母亲,并将街道军代表强占的我家房屋退回。三、程季华文中借父亲的嘴说:他只是搞文学的,对电影不熟悉。这里我想简单说一下,父亲虽然对电影的修养不如 对文学的功底深厚,但是应该说,父亲对电影也是比较了解的,特别是对三四十年代的电影。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兴旺发展的那些岁月,父亲正好生活在上海滩的文化圈子里。他主要从事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还和上海剧联的朋友搞些戏剧 方面的活动。三十年代的主要电影他几乎都亲自看过并和文化圈子里的人议论过。这样的亲身感受,比后来仅仅依靠历史资料来了解要深刻得多。父亲1965 年调到广州去之前的几十年里,我基本上都和他生活在一起,经常听到他谈电影方面的事。父亲有个姓杨的好朋友,当时几乎天天到我家来玩儿,他有几本装订得非 常好的三十年代的电影海报,海报按年代一张张装订,有精美的电影剧照,片名、导演、演员、电影公司等等写得都清清楚楚。我们当时非常喜欢看。父亲常常和杨 先生坐在一起聊电影方面的事。我的许多电影知识都是听他们聊天听来的。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住在南京。当时父亲下班后从不和国防部的官僚去应酬,下班就回家,只要有好电影,无论中国的外国的,都要带我们去看,看完后还兴致 勃勃地评论。正是在父亲的熏陶下,我积累了一定的电影知识。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期间,1956 年我负责搞过一段时间电影方面的报道,曾到上海去采访郑君里、张瑞芳、黄宗英等许多著名影星和导演。他们听说我是丽尼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和我长谈, 与我一起进餐。“文革”后,荒煤叔叔到我家看望我母亲时曾告诉我,父亲三十年代在上海剧联,还和魏鹤龄等一些老演员同台演过戏,和他们比较熟。这些在荒煤 的《一颗企望黎明的心》中有记叙。(见《忆丽尼》第19 页)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天盛家伦路过南京专程来我家看望父亲。父亲送走他后告诉我,他就是在电影《夜半歌声》里唱插曲的盛家伦。看来,父亲和当时的有些电 影工作者是很好的朋友。

1954 年以后,父亲调到北京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后,专门从事电影方面的编审工作。按郑雪来的回忆文章说,父亲经手审订的出版物达三四千万字之多。对电影的了解有多 深,业界人士比我更清楚。父亲说自己对电影不熟悉只是相对于文学功底而言。很明显,像父亲这样一个要求自己很高的人,总是很谦逊的,总是认为自己很不够。 这恰恰是他人品的反映。

父亲审定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期间,正好我就住在家中。因为我做记者,经常出差,我女儿很小,就留在父母家中请他们照顾。只要我回到家中,总是 看见父亲在弄《中国电影发展史》稿。他不仅白天忙着,我半夜醒来还常常看见他伏在桌案上改那部稿子。我记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几个月吧。加上他那 严谨的作风,修改的重要观点还要做编辑笔记,说明论证自己的看法。这编辑笔记连程季华都不得不承认“很好,有些修改意见非常有价值”。陈荒煤看了父亲的编 辑笔记也认为很好,才让父亲根据这个编辑笔记写了一篇署名“立尼”的评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电影的战斗道路和革命传统》。我记得这篇 评论很长,约上万字,读过的人都认为很有分量,惊讶这位“立尼”怎么会对中国电影史如此熟悉。“文革”中“四人帮”的打手丁学雷曾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重量 级的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为“变天账”的文章,我清楚地记得,丁学雷的文章中点名批判了“立尼”这篇评论,也可见父亲这篇评论的分量非同一般。正因为父 亲是亲历三四十年代的人,对当时的电影和电影人有亲身的感受,他才能在审定修改这部分文稿时不仅仅凭一些文字材料,就比那些仅靠文字材料来了解三四十年代 电影的人敢于判断,敢于修改。程季华文中说:“因为郭安仁没有看过材料,所以他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于文字和措词的修改和改动上。”我想,仅仅是修改几句 文字和措词,也不必专门写编辑笔记,而且不可能根据编辑笔记写出那样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四、程季华文中提到,我母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赶出北京后,在广州和父亲“两个老人相互搀扶着站在田边”,这与事实不符。我母亲被红卫兵赶出北 京,去广州找父亲时,是有“造反派”押送的,在广州火车站迫于“造反派”的压力,看见来接她的丈夫的身影,两人相见却没敢相认。没料想这就是父母悲惨的诀 别……这些情景有专文记述,巴金、荒煤等都是看了此文才知道父亲去世消息的。 2009 年9 月

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

Feb 25th, 2010 Posted in 转帖 | 904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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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程季华 采访/整理:刘小磊

刘小磊
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
士后,北京电影学院博士

一、《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始末
“中国电影史”这个任务始于1950 年,从收集资料、征集人选到最终出版,前后经
历了13 年。之所以会提出这个任务,要从陈波儿说起。陈波儿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
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主任委员是蔡楚生。那时提出要培养新的电影
干部,所以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在谈到如何进行课程设置时,陈波儿发现中国没
有自己电影的历史,于是提出:电影大学的课程必须要讲述中国电影的历史,应该让年
轻人知道,不仅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电影能够有今天的局面也来之不易。但是当时
没有条件,没有人能讲,更没有教材,这项提议一经提出就遇到很大阻力。陈波儿就
自告奋勇说:“如果没有人来讲,那么我来讲,这门课也必须设立,让程季华协助我。”
我是1949 年调到北京的,当时我的职务是电影局艺术处业务秘书兼艺委会研究组的负
责人,给陈波儿做助手。我当时对电影一窍不通,甚至看的电影都很少。但是陈波儿
身体不好,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我必须要尽力协助她。那时艺术处没有副处长,只
有业务秘书和几个干事,所以陈波儿给我规定的是:上班时处理艺术处的日常工作,业
余时间搞中国电影史。电影局对创办电影大学是很重视的,所以在大学中开设“中国电
影史”课程并且由陈波儿和程季华两个人负责也就写到了当时的“会议纪要”中。这件
事正式开始着手进行了。
(一)资料收集
1950 年全国正在进行对黄色书刊的清理,当时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用中央电影
局的名义给各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发了一封公函,大致内容是目前电影局在做电影史资
料的收集和整理,希望各单位协助。在做黄色书刊清理时,遇到跟电影相关的资料都
保留下来,打包寄到中央电影局。这封公函发出不久,就陆陆续续有资料打包寄来。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新中国成立半年多,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苏联共产党宣传鼓动部寄来一封信,说苏联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征求关于中国电
影的条目。这封信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部交给陈波儿负责,陈波儿又把这项任
务给了我。当时我已经开始看资料了,就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因
为我还是研究组负责人,要负责一些翻译的工作,所以我在看资料的同时,就让一些
翻译人员把买到的外文书籍,比如法国电影史、美国电影史、英国电影史等书籍目录
全部译出来做参考,看看别人是怎么编电影史写提纲的。陆续一共译出了20 多本各国
电影史的目录。写好提纲后我拿给陈波儿看,征求她的意见,毕竟她对中国电影界的
情况比较熟悉,就根据这个提纲,整理出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还根据苏联
那边的要求写了十几个电影人物,一并整理出来寄给了苏联,署名是陈波儿。1952 年,
陈波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她去世之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了,还寄给了我们。
我们把俄文翻译过来一看,发现苏联同志把中国电影史部分改得乱七八糟,我们提供
的十几个非常重要的电影人物,他们只用了两个——蔡楚生和袁牧之。我分析了一下
原因,选蔡楚生是因为他的《渔光曲》20 世纪30 年代在莫斯科获过奖;袁牧之在拍摄
《延安与八路军》时到苏联做后期呆过几年,还曾经和苏联的导演合作过,做过爱森斯
坦的助手,所以苏联同志对他比较熟悉。但是我选的这十几个电影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因此我对他们的随意删减非常不满意,写信去要

原稿,因为当时时间很匆忙,没有经验,没有留底
稿,但是至今也没有退回来。所以,如果讲中国电
影简史的话,那是第一份。
整理“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因为陈波儿的去世
而中断。一直到1956 年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
就是每天看资料,寄来的任何资料都看。如果正好
出差,我就到各地的文化部门去问跟电影相关的信
息,到旧书店遇到与电影相关的资料就花钱买,在
上海的旧书店买到很多,所以当时资料收集得很全。
根据收集来的资料,不断修订我原来的“中国电影
简史”的提纲。当时没有助手,艺术处有一个工作
人员叫沈次琼,帮我保管这些资料,并根据我的意
见把有用的资料编目、编索引备用。这种状态持续
了好几年。
1956 年,电影局下决心要把几个电影刊物集
中在一起,其中包括《电影艺术译丛》(现《世界电
影》)、《大众电影》、《中国电影》(现《电影艺术》),
还有《电影放映》,成立中国电影出版社,加强电
影书刊出版工作。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主抓此事,
并兼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当时没有总编辑,只
成立了一个总编委员会,主任是陈荒煤,委员是黄
钢、贾霁、谢力鸣和我。我们四个人分管四部分事
情,黄钢主抓《中国电影》,贾霁主抓《大众电影》,
我主抓《电影艺术译丛》,谢力鸣主抓《电影放映》。
当时“中国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还没有任何
关系,那时候我还是只有沈次琼一个助手,慢慢地,
很多人知道了要做中国电影史这件事情并且想加
入,但是领导管得很严。当时表演艺术研究所已改
名为电影学校,增设了编剧班,编剧班的学生毕业
后,分配到跟电影相关的各个单位,其中一个分配
到了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这个人就是王越。王
越最初是分到电影制片厂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电影制片厂没有接收他,最后来到中国电影工作者
联谊会。王越开始还是一心想做编剧,所以不安心
工作,为此我还找他谈过两次话,给他讲做《中国
电影发展史》的意义所在。然后分配他做资料收集
和整理的工作,这也是写史书的基础工作。
李少白是1957 年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调到中
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现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处
的。我当时兼任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秘书
长由汪洋兼,另两位副秘书长是周文、唐瑜),主
管学术研究,“中国电影史”是学术研究部的一个重
要项目,开始招兵买马,于是李少白就来到学术研
究部。1 邢祖文是《大众电影》的编辑,后来调到《中
国电影》做“昨日银幕”栏目的编辑,他是上海人,
原来是银行小职员,看电影比较多,所以也想调到
“中国电影史”小组中来。还有魏峨,也对电影史有
兴趣,所以调了过来。“中国电影史小组”前后陆续
有十个人左右加入,主要成员是我、沈次琼、王越、
李少白、邢祖文和魏峨。还有几个是“过路的”,来
了又走了,因为搞电影史还是很辛苦的事情,要坐
冷板凳查资料。
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是小组成员从来没有人搞
过电影史,也不知道如何搞,于是就开始办班培训。
主要针对电影史小组成员,不是小组的,如果对电
影史感兴趣也可以来听。我就根据最开始给苏联做
的那个简史提纲,结合这些年看到的电影资料,给
他们讲课,目的是让他们头脑中有一个中国电影如
何发展的概念,方便他们以后看资料进行筛选和吸
收。
这时候,中国电影史资料收集也开始进入机械
化时期。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需要清产合资,对有
些技术设备方面不了解的就找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罗
静予咨询。有一天,罗静予从八一厂回来告诉我,
八一厂有一套军用的显微摄影机,可以照35m m
的胶卷,八一厂留着没什么用,也不是很贵,但是
对你们搞电影史研究、收集资料是很有用的。我就
问怎么才能弄来,罗静予让我去找八一厂厂长陈播。
于是我找到陈播说明了情况,陈播说他自己做不了
主,要领导班子开会决定,让我写一封信给他。我
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台机器,
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陈播召开了会议,经过商议,
把这台机器调来给我们使用。这是我们电影史研究
机械化的第一步,后来因为有了这台机器,我又向
上级单位申请了一笔钱,买了两台显微阅读器,这
样把35mm 胶卷拍下来的报纸、杂志的文章通过显
微阅读器放大阅读,像看书一样,非常方便。这台
显微摄影机拿来以后就让王越学习使用,因为他是
男同志,学技术比较快。他学会了调焦距和光线后,

就可以拍了,我当时和洗印厂联系好,拍完就拿到
洗印厂冲洗。冲洗完拿到显微阅读器上阅读,非常
方便,看资料速度也快了很多。王越技术熟练后,
拿着这台摄影机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拍了很
多资料,包括各种各样的报纸,拍了大概有一个多
月。因为王越掌握了很多资料,于是我就让他做关
于中国电影史的资料汇编,但是第一本资料——“中
国电影的萌芽时期”还没有编完,他就主动要求调
离了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他经手的资料汇编的工作
也就停止了。
当时资料整理工作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抄
写胶卷。因为用显微阅读器只能一个人看,毕竟不
像纸质的方式读起来那么快。于是就找了两个人每
天看这两台显微阅读器,把一些重要的文章抄到稿
纸上,再装订成册。当时研究中国电影史的经费没
有太多限制,抄写工作是按每千字付给酬劳的。
对于中国电影史的史料收集,当时我的脑子中
有一整套很完整的思路,正好赶上《中国电影》创刊,
我也是创刊人之一。创刊时的常务编委有三个:黄
钢、贾霁和我(后增加一名:耿西)。黄钢负责理论,
贾霁负责评论,我负责历史。于是我开了一个栏目
叫“昨日银幕”并任栏目主编,这个栏目刊发了很
多老影人的口述史,有单篇的,也有长篇的连载。
1962 年汇编成六册小丛书出版(计划出八本,有两
本夭折了)。这六本书分别是:《感慨话当年》(王汉
伦等著)写中国20 世纪20 年代电影情况,《电影半
路出家记》(欧阳予倩著)、《影评忆旧》(鲁思著)、《影
事追怀录》(田汉著),这三本是讲左翼时期电影的;
《我的电影生活》(梅兰芳著)是讲戏曲电影的;《解
放区的电影》(袁牧之等著),顾名思义是讲解放区
电影的。这六本书基本照顾到了中国电影的各个方
面,现在回想考虑得也还是比较周到的。还有两本
没有出成,一本是《苏联电影对中国的影响》,想请
姜椿芳主编,他早期是研究苏联电影的,对编这本
书很感兴趣,但是给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让我
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序言,我写了,还刊登在了《电
影艺术》上。不过这本书最后没有出成,因为此书
分量不够。其实当时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
很大的。另外一本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邢祖文
很感兴趣,我就交给他来做。后来邢祖文开始忙其
他事情,这本书做了一部分就没再做下去,所以也
夭折了。但是“昨日银幕”这个栏目一直到“文革”《电
影艺术》被迫停刊才停止。
(二)写作过程
1958 年,开始“大跃进”了,其实搞史学研究,
应该先编史料,再写书。但是“大跃进”时期这个
顺序颠倒了,慢慢就变成要马上写书出成果。我不
断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就是一边整理史料,一边
写书。当时计划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电影简史》,
大约20 万字(后演变成1963 年版的《中国电影发
展史》),这个主要交给李少白和邢祖文来做,让他
们俩执笔;另一本是《中国电影史话》,写成通俗的
短篇,每篇千把字的故事,先在《北京晚报》发表,
准备最后结集出版,但因为篇数不够,最终没有实
现。王越、沈次琼、魏峨还有其他人都写过《中国
电影史话》,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中国电影史的兴趣。
不久,王越就提出了要离开中国电影史组,主要原
因是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是很不希望他离开的,
因为让他做的资料汇编工作一本还没有完成,但是
李少白和邢祖文都替他讲情,最后我还是答应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交给李少白和邢祖文写
作的。正式动笔之前肯定要有一个详细而完整的大
纲。我当时把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写的那份“中国电
影史写作大纲”经过反复修改,送请当时的中国电
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蔡楚生同志审阅。蔡老建议我
送请夏公(夏衍)审阅。跟夏公联系后,夏公说大
纲太长,他定一个时间来电影联谊会听取口头汇报。
夏公在一天上午由蔡老陪着,来到羊市大街电影工
作者联谊会,听取我的口头汇报。我汇报了两个多
小时,心情有点紧张,脑门都冒汗了。在两个多小
时的过程中,夏公和蔡老没有插一句话。汇报完毕,
夏公开始讲话。夏公说:“陈波儿同志在1950 年就
提出研究中国电影史,很不简单,很有远见。你能
那么长的时间坚持下来,也很不容易。从你汇报的
内容听来,确实是细心地研究过材料,下过工夫的。
我听起来,觉得中国电影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你讲得有根有据,我一时倒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
来。中国电影历史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你是在进
行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现在能写作出这样一份基本
上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大纲来,我看就十分难能可贵
了。”然后,夏公谈到了如何对中国电影史进行分期
的问题,他说:“中国电影史的分期应该以中国电
影的历史发展实际为准,不套用国外的分期方法是
对的,你现在采用的分期方法和章节的安排,据我
看是既符合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实际,也符合毛主
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发展的分期原则。
我以为中国电影历史的分期,可以就这样肯定下来。
你把解放区电影专门辟为一章,这个作法很好,也
可以肯定下来。”2 这时候,文化部搞关于艺术研究
的规划,让各个文化单位对所提规划提意见,电影
工作者联谊会也参与了,其中就包括给“中国电影
史”的写作提纲提意见。这个提纲的最后审定是夏

衍。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的“中国电影史小组”也慢
慢有了名声。
确定了提纲,李少白和邢祖文就可以动笔了。
现在关于写作《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事情,众说纷纭,
特别是关于执笔者的写作风格问题。其实,《中国
电影发展史》根本不存在个人写作风格,当时是一
个人写一部分,就交给另一个人修改,是一种“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写作是根据他们各自
的特点分配任务。让他们写自己相对熟悉的章节,
写完后互相修改、补充,再交给我。3 我看完后召
开三个人的小会,提出我的意见,让他们再去修改。
就这样不断地开会,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补充。对于
初稿的规定也是很严格的,绝对不允许外传,都是
内部参与写作的人员进行传阅和修改。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写作模式,“电影史”是“正史”,就是要避
免存在个人的风格,这一点钟惦在20 世纪80 年
代初搞电影美学一书时也提到过,还想借鉴《中国
电影发展史》的写作经验。
关于“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在此也正好做
一下说明。《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初稿的写作过程中
就已经确定“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 年丰泰照相馆
老板任庆泰拍摄的《定军山》”。在此之前有一个查
找资料的很漫长的过程,第一部电影的时间也随着
不断发现新的史料几次更正。比如我在1956 年写
的《中国电影的萌芽时期简述》中把中国出现第一
部电影的时间定为1908 年,但是后来又通过报刊、
杂志发现了新的史料,就再做考证,如果发现资料
可靠就做更正,这些都不是一查就定终身的。很多
早期的史料是阿英同志提供的。我在查看了这些资
料后有针对性地给资料员分配工作。对任庆泰的查
证工作很多人做过,王越做了一部分,更多的是由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朱天纬做的。因为朱天纬和任庆
泰都是满族人,任庆泰是有名的实业家,当时朱天
纬想写一本关于任庆泰的评传,所以把这个人的生
平考证得非常清楚,包括他什么时候开的照相馆,
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电影的拍摄等等。查证资料的过
程本身就很复杂,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
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没有发现比1905 年更早
的时间,所以就把中国出现第一部电影的时间定在
了1905 年。
写作需要和责任编辑做配合,《中国电影发展
史》的责任编辑有两个,一个是杨志清,一个是郭
安仁。杨志清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
责任编辑,郭安仁是后来加入的。郭安仁我原来并
不认识,但是我读过他早期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
说,觉得很棒。有一天陈荒煤拿着郭安仁写给他的
信来找我,信的内容是他想变动工作,之前他是在
新华书店做编辑。陈荒煤和郭安仁是老朋友,青年
时期就在一起,所以陈荒煤就给我介绍这个人的情
况。那时中国电影出版社还没有成立,最初叫中国
电影编译社,陈荒煤就跟我说,别的工作郭没做过,
但是翻译他是在行的。我同意了,这样郭安仁就从
武汉到了北京,进了中国电影编译社(后改名为中
国电影出版社)。郭安仁年纪比我大很多,谦谦君
子,很有修养,也很有能力,外文也好,又因为他
是左翼的老战士,所以我任命给他一个职位,是第
三编译室的副主任。但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白崇禧的
少将主任秘书,按照当时的规定,不适于担任领导
职务,于是只能让他改做编审,编译外国的电影书
刊。那时《电影艺术译丛》还在出,翻译外国的书
刊也特别多,他主要负责这一部分的编审。杨志清
是个很认真、努力的同志,但是她对20 世纪30 年
代的中国电影不熟悉,而且进度很慢,于是就找到
我,主动提出能不能把外国电影编译室的郭安仁借
来和她一起做责任编辑。我给陈荒煤打了电话,说
明了一下这个情况,陈荒煤说只要是工作需要,都
没有问题。郭安仁就这样从外国电影编译室借到本
国电影编辑室,做《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联合责任
编辑。但是郭安仁来了以后就说,他只是对30 年
代的文学界比较熟悉,对电影界并不熟悉,他不敢
随意改动。当时都是李少白写完,邢祖文用红墨水
的笔进行修改和补充(或反之),郭安仁就提出他用
绿墨水的笔进行修改,以便与红墨水区别开来,这
样如果他有改动不对的地方,就再改回来。因为郭
安仁没有看材料,所以他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于
文字和措辞的修正和改动上。杨志清如果有搞不清
楚的地方,也会去问他,然后再汇总到我这里。郭
安仁做事情非常仔细和谨慎,他在做编辑的同时还
做了编辑笔记,在交给我他编辑的稿子时,他会把
编辑笔记一起给我看,里面有他提出的一些修改意
见。有一次我跟陈荒煤闲谈,说起郭安仁的编辑笔
记。陈荒煤说:“你拿来给我看看。”陈荒煤看完后,
给我打电话,问我对编辑笔记的意见。我说很好,
有些修改意见非常有价值。陈荒煤说让郭安仁根据
这个编辑笔记写一篇评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文
章,于是1962 年就在《电影艺术》上刊登了郭安仁
署名“立尼”的一篇评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文章。
题目是《中国电影的战斗道路和革命传统》。郭安仁
对这部《中国电影发展史》评价很高,他认为第一
从来没有人搞过,是个开天辟地的工作,第二整个
做的过程非常的严谨。后来这部书定稿出版,他和
杨志清应该同时署名“责任编辑”,但是他主动找到

陈荒煤,提出不要给他署名。我说:“按照出版署
的规定他必须署名。”陈荒煤跟我说:“可以尊重郭
安仁的意见。”于是,就在责任编辑上只署了杨志清
一个人的名字。郭安仁提出不想署名的理由是“我
在电影界好比寄食在外寺的‘挂单和尚’,我本身是
属于文学界的”。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在发表
跟电影有关的文章时使用的笔名是“立尼”,而不是
他通常所用的“丽尼”。
郭安仁是在“文革”之前调走的,还是与他的
历史问题有关,当时上级下达命令将郭安仁调离北
京。第一次下调令,我没有执行,就说因为工作需
要,暂时不能离开。第二次又来调,陈荒煤就问我
对郭安仁是什么态度。当时我已经是中国电影出版
社总编辑了,而且只有一个总编辑,没有副总编辑,
业务非常繁重。郭安仁确实工作能力很强,业务素
养很扎实,我不想把他调走。于是陈荒煤就让我写
了报告由他转交上级部门,介绍了郭安仁这几年的
工作情况,并表达了想留下郭安仁的愿望。这封信
发出不久就被退了回来,并且我受到了很严厉的批
评。郭安仁就这样被调到广州暨南大学教外国文学,
临调走之前,他托陈荒煤转告我:“我在电影出版
社工作这几年,多承他照顾,谢谢他了,还为我受
批评,很不合适。”再后来,我就听说他在“文革”
期间挨批斗,但是那时候我也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监
狱。再次听到关于郭安仁的消息是“文革”后,有
一次我去广州出差,暨南大学的教授杨嘉是我的老
朋友,他去看我,说起了郭安仁“文革”中受审查
的情况。我问:“郭安仁为什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
命’?与他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辑工作有
关系吗?”杨嘉说:“审查定性时没有提到他30 年
代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事情,也没有提到《中国电
影发展史》,主要是因为郭安仁做过国民党少将。”
根据当时的《公安六条》,国名党少校就是“历史反
革命”,更何况是少将呢。那时候郭安仁身体就已
经很不好了,还让他到农田劳动,他的夫人去看他,
只让他们在农田旁边见面,不能进屋。杨嘉当时也
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所以亲眼目睹两个老人相互
搀扶着站在农田边。后来,郭安仁知道杨嘉和我关
系比较好,就跟杨嘉说:“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
程季华了,如果有一天你见到,请帮我转达,我在
电影出版社工作这几年,多承他照顾,我非常感谢。”
这也是郭安仁再次表达对我的感谢之情。
(三)定稿出版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变天账”
进入定稿阶段,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
汇总到我这里,我在翠明庄住了四个多月,专门对
这些手稿进行修订。本来排出清样后是先交给夏公
审阅的,但是我几次打电话给夏公,他都答以工作
太忙,没来得及看。最后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说
还只看了少部分,实在没时间看,不必等他意见了,
他跟陈荒煤沟通过,完全由陈荒煤来做主定稿,所
以最后定稿者是陈荒煤。陈荒煤主要是提出一些疑
问,因为他20 世纪30 年代也在上海呆过,有些事
情他也都经历过,他有疑问的地方就提出来,我们
共同修正。他更多的意见是关于对电影人和艺术家
的评价问题,需要更好的拿捏和平衡。当时阳翰笙、
田汉和阿英也都提了意见。阳翰笙找我谈了一两次,
还请我在旁边的小卖部吃小笼包子。田汉的意见没
有说得特别具体。阿英在我们收集资料期间给我们
提供了不少早期的资料,而且他很谦虚,不断地强
调中国30 年代电影靠的主要是夏公,他当时是忙
着编杂志、搞文学。另外,影协领导蔡楚生和袁文
殊也提了一些意见。我住在翠明庄的主要任务就是
把各个方面的意见收集整理到一起,然后最后定稿,
把握文字上的修饰、斟酌、分寸和平衡。因为电影
出版社总编辑的职务导致我负责的工作太多,还要
出中国、外国的各种书籍,在这种关键时刻,组织
上怕我分心,就让我住在翠明庄,专心负责《中国
电影发展史》的定稿工作。后来要出版的时候,我
还是觉得很仓促,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当时不想
出版。以至于陈荒煤有些生气了,说:“我知道你
就是害怕挨批评,你放心,真出了问题,我帮你顶
着”。最后我们找到的妥协方式就是在出版时加了
“初稿”两个字,虽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再修改过。
后来确实真出了问题,《中国电影发展史》在“文
革”期间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变天账”,我也
被打成了“大毒草的炮制者、黑帮、叛徒、特务、
里通外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秦城监狱一
待就是八年。在我们为做《中国电影发展史》收集
的大量资料中确实包括了很多江青的资料,有照片,
还有她当年和唐纳婚变的各种新闻等等,这些都是
她特别不希望别人知道,不希望流传的。我被打成
“反革命”后,戚本禹带人把所有的资料都抄走了。
最开始先是在机关批斗,那时候只要批斗蔡楚生就
让我去陪斗,只要批斗我也让蔡楚生去陪斗。在批
斗过程中,有两个人对我暗中保护,我现在想来还
是觉得很感动。一个是邢祖文,每次批斗,他都坐
在会场下面,轮到批斗我,邢祖文就装作不舒服“哎
呦、哎呦”地叫,转移红卫兵的注意力。次数多了
我也心领神会。还有一个是《大众电影》的沈基宇,
“文革”期间他是“造反派”的成员,有一天吃晚饭
以前,他跑到关我的房间看了看我的手表,就对我
说:“戴手表干什么,取下来放抽屉里。”我当时不

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作为专政对象,我还是得
照做。然后他又说:“天气那么凉,你不多穿衣服,
病了谁带你去看病啊?”于是我就把卡其布的制服
外套穿上了。没想到他刚走,红卫兵就到了,说是
要清算我。他们拿着带铜扣的皮带打了我很长时间,
把我整个背都打肿了、打破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沈
基宇为什么让我摘手表、多穿衣服。我穿的卡其布
外套、衬衣和汗衫里外三层衣服全部被打破了,背
上很多血口子,肿得很高,十几天都不能仰卧在床
上。但是专政对象不能外出就医,他们找来的医
生看了都直摇头,说:“怎么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真是太狠心了。”
王越离开“中国电影史”小组后,经常跟人家
讲自己做过“中国电影史”的事情,而且他写的《中
国电影史话》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署名王越,再
经他一宣扬,很多人也就都知道他跟“中国电影史”
的关系了。“文革”一来,他就倒霉了。当把他列为
批斗对象的时候就让他揭发我,他说了一些不符合
实际情况的话。其实,我对其他同志都是非常保护
的,包括对李少白和邢祖文,我把能揽的责任当时
全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因为确实也是我要求其他
同志去做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我应该对他们负责
任。所以去秦城坐监狱的是我,其他人都没有太大
的事情。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史”小组的成员,就
是对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成员我都是尽力维护的。第
三编辑室是外文编译室,专门翻译外文书刊,都是
知识分子。反右时第三编辑室很多同志要被划成右
派,我就不同意。当时谢力鸣是反右派小组的组长,
他主张多划右派,我是副组长,我就说很多同志按
照当时右派的标准是构不成右派的。谢力鸣反映给
上级,文化部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找我谈话,说:“政
策已经摆在了那里,你这也反对,那也反对,你如
果再这样下去,小心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后来文化
部副部长、“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陈克寒也找我谈
话,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他做了汇报。陈克寒
问我对划右派是什么意见,我说:“我不主张多划
右派。”陈克寒想了很久,说:“你这种做法是对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和形势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区分对
错了。”后来虽然没有因此把我划成右派,我也还是
电影出版社反右派的副组长,但把我的职责范围做
了调整,主要负责业务工作,“运动”范畴中的工作
就全部交给其他人了。在“文革”中,我因为《中国
电影发展史》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变天账”而被划
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严重的折磨。
我那时有收集资料的习惯,“文革”期间那些资料也
全部被没收了。“文革”后,我们到中央办公厅去要,
想把戚本禹抄家抄走的资料拿回来,但是据戚本禹
交代,把资料抄走后,江青就坐在藤椅上亲眼看着
一些资料被当场销毁。很多珍贵的史料包括照片都
没有了。
(四)《中国电影发展史》再版与译版
1980 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出版社
决定对《中国电影发展史》进行再版。再版前,夏
衍、陈荒煤、袁文殊和我就是否对《中国电影发展史》
一书做修改进行了探讨,最后一致决定“不做修改”。
因为对《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 年初版,有些人说
它偏“左”,有些人说它极“右”,是“资产阶级反革
命变天账”,对它的批评并不具有一致性。有一次
我去香港,香港电影评论家采访我,就问:“你自
己觉得《中国电影发展史》是偏‘左’还是偏‘右’?”
我说:“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对它的评价也就不
一样”。所以再版时如果要做修改就遇到这样一个
问题,究竟定位它是偏“左”的往“右”改,还是定
位它是极“右”的往“左”改?完全客观或者中立的
立场其实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是一
致的,就是不做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个历
史的存在和见证。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中文版本目前我所知道
的有五个,除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年再版的之
外,“文革”前有1963 年的初版,“文革”时期有美
国纽约出版的一个版本,香港的两个版本。之所以
强调“初版”的版本,是因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第
一版印了4200 册,“文革”期间被打成“大毒草”后
要求各个单位对此书全面销毁,否则以“反革命”
论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
曾经有个年轻人想保护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不被销毁,就把其他书的封皮撕下来贴在《中国电
影发展史》上,企图蒙混过关,但还是被发现了,
立马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所以1963 年的版本
几乎绝迹了,只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中还有收藏。
“文革”时期中国没有《版权法》,所以美国纽
约和香港的三个版本都是他们私自翻印的。有一次
我到美国去,纽约有读者拿着书让我签名,我才知
道他们翻印了《中国电影发展史》,我问他哪里可以
买到,他说现在想买可能很困难了。过了一段时间,
他给我打电话说纽约旧书店有卖,我就在那里花高
价买了两本带回国。香港的第一个版本是精装版,
当时香港一位评论家送给我做纪念;第二个版本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唐瑜托有关人士从
香港要来的。这三个版本现在全部保存在北京电影
学院的图书馆中。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日文版是1987 年8 月东

京平凡社出版的,译名为《中国映画史》,是著名的
中国电影史研究专家、翻译家、中日友好人士森川
和代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出来的,也是《中国电影
发展史》外文译版中最成熟的译作。还曾经计划出
过法文版,但是因为法国人翻译的质量不好,他们
很不满意,至今没有出成。
此外,德国、意大利、苏联还出版过“中国电
影史”的专著,尤其是法国的贝热隆曾经出过五卷
本的《中国电影》,美国评论家陈力出版了《电影——
中国电影和他的观众》一书。
二、未实现的“中国电影艺术史”
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做中国电影
出版社的总编辑时,想搞一部《中国电影艺术史》,
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帮助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总结
创作经验,一个是为中国电影出版社培养一些专业
人才。于是我选了四个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分别是
赵丹、郑君里、沈浮和蔡楚生,我先和他们谈好,
再派人对他们进行采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口述实
录。方式是针对他们的每部影片写一篇关于创作经
验和艺术成就的采访文章,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
郑君里的采访是由吴荫循记录整理的,起名《画外
音》,吴荫循后来改行做导演也是因为受郑君里的
影响,当时采访持续了两年的时间,郑君里拍戏时,
他就跟在摄制组,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丹的
《银幕形象创造》是张小怿记录整理的,蔡楚生的书
是由魏峨记录整理的,但是出版时署的都是这些电
影艺术家的名字。沈浮的采访当时是委托上海影协
做的,上海影协负责此事的有关同志不太负责任。
沈浮是很有经验的导演,艺术成就很高,讲得也非
常认真,但是上海影协迟迟没有给我采访整理稿。
我找了他们相关负责人两次,提出来要么由他们整
理好,中国电影出版社负责出版;要么把采访的原
始资料交出来,我们找人整理出版,但是一直没有
下文。我至今都觉得非常遗憾。沈浮是一个非常受
人尊敬的导演,他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也非常关心。
有一次很多记者想采访他,他对这些记者说:你们
不要采访我啦,你们回去翻一翻程季华的《中国电
影发展史》,里面关于我的部分我全部同意,包括
对我的批评。我听后非常感动。我为《中国电影艺
术史》选的第一批电影艺术家都是有很高艺术成就
又各有特点的。我找吴荫循、魏峨和张小怿谈话,
说做这项工作有两个目的:一是给他们提供学习专
业的机会,如果愿意,将来还可以写他们的评传;
二是我们将来要做《中国电影艺术史》,这也是为做
《中国电影艺术史》积累资料。他们做得非常认真,
进步也很大。很可惜,三本都做完了,清样都出来
了,即将出版时就遇到1964 年文艺整风运动,这
些人都是整风对象,三本书当时一本也没有出成。
郑君里和赵丹的两本清样完整保存了下来,在“文
革”结束后重新出版。蔡楚生那本在“文革”期间被
拿去当“罪证”,所以遗失了。当时如果没有文化大
革命,我是准备把这个《中国电影艺术史》继续搞
下去的,很多人也觉得我很有远见,考虑得很周到。
而且这样做,编辑也很高兴,因为他们有实践学习
的机会。我不喜欢让编辑只坐在书斋里面,除了让
他们看大量资料,我还给他们提供机会去摄制组体
验和采访,这样对拍摄影片的过程有很深刻的体会。
但是很遗憾,《中国电影艺术史》最终未能实现。
除此之外,我一直希望能出一本两岸四地的
《中国电影史》。很欣慰的是,2008 年,台湾著名
电影导演李行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找
到我,共同担任编委会主席,主编了《中国电影图
史》。这是中国第一次把两岸四地(大陆、香港、台湾、
澳门)一百余年的电影全面、系统、客观地记录和
展示出来,最重要的是通过电影文化推动两岸的和
平和统一。
三、在国内外开设“中国电影史”课程
(一)国内开课
《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书的初衷就是陈波儿想
为中国的电影大学开设一门《中国电影史》课程。
1952 年,陈波儿去世后,电影大学也一直因为没
有教材没能开设这门课。后来北京电影学院分管教
学的副院长钟敬之听说我在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讲
课,就找到我,请我去电影学院开课。我当时没有
同意,一是太忙,没有时间;二是我觉得还不成熟,
不足以开一门课。后来,钟敬之找到了夏公,夏公
当时也在给电影学院的学生讲关于剧作方面的内
容,夏公问钟敬之我为什么不同意,钟敬之说我觉
得时机不成熟,而且太忙。夏公听后笑着说,不成
熟可以慢慢成熟,哪能一下就成熟呢?太忙?他
有我忙吗?夏公让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电
影学院办学不容易,应该支持他们。”就这样,我去
电影学院讲了一年的《中国电影史》,如果追根溯源,
我应该是新中国第一位讲《中国电影史》的教授。
后来,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知道了我在电
影学院上课,就邀请我去上海电影局讲《中国电影
史》。有一次赵丹碰到我还说:“你好大的胆子!”
我说:“怎么了?”他说:“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
祥地,你去发祥地讲中国电影历史,你说你胆子是
不是很大?”我就问:“反应怎么样?”他说:“反应

倒是不坏。”“反应”主要来自两类人,一类是老电影
工作者,听完我讲的中国电影史都很感慨,说不回
想不知道,原来当初我们不知不觉地参与了那么多
进步电影的拍摄,现在看来很开心。另一类是年轻
的电影工作者,他们以前不知道中国电影经历了那
么多的坎坷,也不知道中国电影曾经取得了那么多
的成就,现在知道后越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有意义。
(二)国外讲学
1982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 C L A)
写信给文化部指名邀请我去给他们学校的博士和硕
士研究生讲中国电影。文化部有关部门把这封信转
给了我,并且用电话告诉我,如果我觉得可以去,
文化部乐见其成。如果我觉得有问题,不方便去,
文化部也不勉强,让我直接和美国加州大学沟通和
联系。我向有关领导请示,觉得《中国电影发展史》
已经出版很多年,文化大革命也已经过去了,应该
让中国电影史“走出去”,于是就回信表示同意。很
快,洛杉矶分校派了一位教授来中国同我商谈,这
位教授就是尼克. 布朗。尼克. 布朗拿着学校介绍
信通过文化部找到我,跟我介绍学校和学生构成情
况,商定上课时间和课程安排。这些都谈得很顺利,
却在最后出现了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他提出
让我用英文讲课。他们学校自从开办以来,外请教
授都是用英文授课的。我说我英文不行,不可能用
英文讲。尼克. 布朗很为难,最后跟U C L A 艺术
学院的院长打电话,他们办公会上决定对我可以破
例,允许我带翻译,翻译的费用由他们学院出。就
这样,1983 年,我第一次去了美国。艺术学院和
电影戏剧系的领导对我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学生也
非常踊跃。因为是给博士和硕士生讲课,按照美国
学制规定,一个班不能超过20 名。但是我的班有
60 多个研究生报名,我当时也不懂,就想我来一
次不容易,学生愿意学是好事,人多点没关系。学
校领导不同意,说除了有期中作业外,最后还要给
学生修改这门课的结业论文,作业是英文的,如果
学生太多,老师太辛苦。后来院里专门对学生进行
了一次测试,我们也找报名的中国留学生做工作,
希望他们把机会留给外国学生,并且许诺如果他们
想听,回国后随时可以给他们讲,就这样最后定了
26 个学生。我开设的课程名称是《中国电影. 历史
与美学》,主要讲的是建国前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
真正讲起来发现确实很辛苦,当时给我担任翻
译的是中国电影出版社《世界电影》的编辑陈梅同
志。她青少年时期跟父母在美国侨居过一段时间,
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毕业于中央音乐学
院音乐学系。她虽然对电影专业术语不是很熟悉,
但是悟性很高,一般的艺术和美学问题她都能理解,
所以组织上派她跟随我到美国担任《中国电影史》
课的翻译。每次正式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课先讲三
遍。第一遍是我讲,陈梅听,做笔记,记要点,让
她对我讲的内容有所了解;第二遍是我讲,陈梅边
听边翻译,遇到困难,我就停下来,让她查字典,
直到弄清楚为止;第三遍是我一边讲,她一边翻译,
旁边摆一个闹钟算时间,因为我讲课的时间必须要
和翻译的时间配合好,讲太长或太短都不行。就这
样,我一周上一到两次课,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先完
整地备三次课,确实非常花时间和精力。这是中国
电影第一次走进国外大学的课堂,就这样我讲了一
个学期,最后结课学生给老师打分,给我的评价非
常高,几乎全部是满分,甚至很多学生把博士和硕
士毕业论文都改成研究中国电影了,我非常高兴。
当时电影戏剧系主任请我吃完送行饭后,他们艺术
学院院长又专门请我吃饭,说他对自己请来中国教
授讲中国电影非常得意,认为自己有远见卓识,并
且提出希望我来做常任教授。我很意外,因为来美
国之前没有涉及到这个任务,于是我说:“我在北
京还有很多工作,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确切的答复,
希望你可以谅解。”
回国后,因为中国电影出版社还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没有接受U C L A 常任教授的邀请,但是经
过协商我1986 年又去讲了一次学,也是一个学
期,第二次讲学我把对于中国电影的讲解拓展到
了“十七年”和谢晋时期。那次讲学是在美国刚举
办完谢晋电影回顾展不久。那次回顾展是由美国
八个团体——美国电影学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
馆、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中心、洛杉矶加州大学
电影中心、旧金山太平洋电影中心、旧金山国际
电影节、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和旧金山世界影视
公司联合举办的,选择了谢晋1957 年至1984 年
导演的十部影片:《女篮5 号》、《大李、小李和老李》、
《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青春》、《啊!摇篮》、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和《高山下的
花环》。4 回顾展先后在四个城市——旧金山、洛
杉矶、纽约和芝加哥放映,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当时谢晋在洛杉矶停留了8 天,主要活动场所就
是UCLA,所以UCLA 的教授和学生对谢晋和他
的影片都非常熟悉。当我授课时,他们就会经常
问起关于谢晋的问题,所以我把授课的范围也从
原来的早期中国电影拓展到了80 年代谢晋电影。
我先后两次去U C L A 讲学,每次都带去不少
关于中国电影的书籍送给学校。几个研究生去图书
馆把所有关于中国电影的书刊都抱到了课堂。他们

中的大多数不懂中文,只能通过看图片,感受中国
电影的气氛。于是我把书刊中重要的内容和评论挑
选出来,给他们做讲解和介绍。当时中国电影很少
在外国放映,我第二次去美国,文化部电影局给了
我很大支持,他们允许我带了20 多部中国电影的
拷贝放给美国学生观看,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不准
做商业放映,我在学校放映中国影片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
这里我想谈谈裴开瑞(Chris Berry),他是英
国人,曾在UCLA 的艺术研究院读博士学位,我第
一次赴美讲学时,他是我班上的学生。经过一个学
期的交往,我们互相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博士论
文是关于中国电影的研究,他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
进一步考察中国电影。他学过汉语,也希望能有机
会到中国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于是我介绍他来到
了北京,经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批准,他进了中国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英文专家。他任务完成得很好,
曾连续数次签约,是当时在中国最年轻的外国电影
专家。现在他已经是西方比较知名的研究学者了。
第三次去美国是1989 年,纽约大学十七分校
请我去讲一个学期《中国电影史》。在那里,我结
识了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杨振宁教授当时
也在十七分校,有时我们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会碰
到,慢慢就熟识起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把带
来的很多35m m 电影拷贝和录像带(那时还没有光
盘)打包寄到了下一个要去讲学的学校。临走前又
在教授食堂碰到了杨振宁,他说:“你来讲课各方
面的反应非常好,你能不能晚走几天,我把在校的
中国留学生召集起来,请你为他们开一堂‘中国电
影史’的讲座?”我说:“开讲座没问题,但是我把
电影拷贝和录像带已经寄走,想看电影就比较困难
了”。杨振宁说:“不放电影也要讲。”就这样,他亲
自用毛笔写了一个通知贴在布告栏当中,讲座当天
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杨振宁亲自主持,效果非常
好。临走时,他的助手还把布告栏中的通知揭下来
折好送给我做纪念。
此外,我还去了爱霍华州立大学、丹佛大学、
南加州大学、州立纽约大学等,在此不一一赘述了。
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三次去美国讲学,就是
为了让国外大学的学生开始了解中国电影,知道中
国电影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
四、关于“中国电影史”的国际交流活动
法国:20 世纪50 年代中期, 中国逐渐开放,
一些外国的学者也会到中国来访问,其中包括法国
的乔治. 萨杜尔。1956 年,萨杜尔以中法友好协
会电影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偕同妻子鲁塔. 萨
杜尔应邀来中国访问。当时,中法两国尚未正式建
交,他们几经曲折之后才到达北京,文化部和电影
局让我全程陪同。萨杜尔在中国呆了一个多月,他
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我们沟通了很多关于电影史
方面的东西,我把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讲给他听,
他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还尽可能多地观摩了中国
影片,会见了许多电影艺术家,参观访问了北京、
长春、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先后三次
作了关于电影历史的学术报告,对中法电影艺术的
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意外地收到我们赠送给他
著作的《法国电影》首次中译本的样书时,惊喜异常。
我们不断地广泛交谈,他渴望知道关于中国电影的
一切,我则向他求教,学习他丰富的从事学术研
究的经验,我们也因此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1965
年初,我突然收到一篇题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
与问题》的法文打字稿论文,是乔治. 萨杜尔1964
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电影史学圆桌会议上的速
记。他没有给我写信,仅在打字稿第一页上写了这
样几句话:“没有你的提问和我们之间广泛的交谈,
不会有这篇文章,它是友谊的产物,也是友谊的象
征。”下面是我很熟悉的他的亲笔签名,这篇论文后
来收入他的著作《世界电影史》中,作为全书绪论
刊于卷首。但在“文革”期间,这些具有学术价值
的来信和文稿统统被当作“罪证”抄走了,至今也
未能找回来。5
1981 年6 月28 日,法国拉罗舍尔市国际现代
艺术节组委会举办赵丹电影回顾展。中国文化部派
去了两个人,一个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一个是我。
那时赵丹刚去世不久,上级领导特别嘱咐我要照顾
好黄宗英,多宽慰她一下。回顾展放映了赵丹主演
的八部影片,分别是《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
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李时珍》、《海魂》
和《烈火中永生》,引起了很大反响。拉罗舍尔市是
一个小城市,但是那次去了很多记者和专家,记者
招待会本来计划开一个小时,结果最后进行了四个
小时。黄宗英主要回答创作方面的问题,其他跟中
国电影有关的问题都是我来回答的。那时候,我们
就是借在各国举办电影回顾展来扩大中国电影在世
界的影响力。
意大利:1982 年6 月20 日,意大利举办了“中
国电影回顾展”,主办当局比埃蒙台大区邀请中国
电影代表团前去,当时陈荒煤是中国电影代表团团
长,我和龚涟是副团长,随行的团员还有水华、桑
弧、田华、祝希娟、吴贻弓、马石骏和何振淦。这
次回顾展规模盛大,在都灵、米兰、罗马等城市举办,

放映了自1925 年以来的中国电影135 部,连续放
映了40 多天。欧洲不少电影理论家、评论家、专
家参加了这次“中国电影回顾展”,还在学术研讨会
上展开了对中国电影的讨论。意大利电影的流派很
多,他们之间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慢慢
就形成很大的争论。后来因为争论太激烈,就请中
国代表团发言。其实去之前是没有要求我们发言的,
只是让我们听听外国人对中国电影的意见。陈荒煤
让我发言,这篇发言稿没有在国内发表过,但是讲
的内容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当时我讲的主要
问题是“外国人看中国电影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他们争论之所以激烈,主要也是关注中国电影
的侧重点不同,这种关注很难区分对错,各有各的
道理吧,做这样一个发言也是为了平息他们的争论。
在这次回顾展中,我还跟法国巴黎大学著名电影史
学家让. 米特里相识并成为了好友。他不止一次地
跟我说:“这次集中看了一些中国影片,像是发现
了一片新的天地。现在西方已经出版的一些世界电
影史著作,完全没有讲到中国电影,这是不公平的。”
又说:“我自己已经出版的世界电影史著作中也没
有讲到中国电影,是我无知,我感到惭愧。”这些话
我听后非常感动。
川喜多长政与日本:我和川喜多长政曾经有
过一次接触。川喜多长政在上世纪40 年代“孤岛”
电影时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因为《中国电影
发展史》对“满映”和“华影”作品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以川喜多长政非常不满意。建国后,他要求见
新中国电影方面的负责人,那时是文化部副部长
王阑西同志接待的他。王阑西找到我,问我对川
喜多长政这个人是不是了解,我说了解。他又问
我对川喜多长政的观点是不是了解,我说也了解。
王阑西说他准备请川喜多长政吃饭,让我一起参
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川喜多长政出言不逊的话,
让我毫不客气地驳斥他。当时是在“烤肉季”请他
吃烤肉,我都准备好了要驳斥他了,结果他一去
竟然非常客气地对我说:“久仰大名,我读过你的
著作,很好很好”。吃饭期间,谈论的也都是类似
“今天天气怎么样”的无关紧要的话题。因为川喜
多长政在北京念过书,他就开始大谈原来北京什
么样子,现在北京又是什么样子,谈自己的感受。
还说他的中国话是跟中国当年的妓女学的,北方
的妓女讲普通话,南方的妓女讲方言。而关于“满
映”和“华影”的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说。他们其实
就是想把“满映”和“华影”时期的电影算作进步电
影,但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人看来,那个时期
的电影就是“汉奸电影”。
20 世纪80 年代初,日本有一个电影史家专程
从东京到北京,他当时住在北京饭店,请森川和代
做翻译,要求见我,说是征求我的意见。这个电影
史家主要研究日本人在中国的电影,也是因为日本
人不同意中国对“满映”和“华影”时期电影的评价,
所以他特地约见我,让我根据《中国电影发展史》
中写到的,谈一下我的看法。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未达成一致。日本另一位评论家佐藤忠男更荒唐,
他在中国电影百年时出了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
书,把“伪满映”、“伪华影”的电影都划作中国电
影,这会很荒谬的。以上这些也都是与“中国电影史”
相关的。
“《中国电影发展史》是记录中国电影历史情况
的第一份调查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我国电影工作
者和广大读者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工作的兴趣和
注意。”6 现在来看,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从1950
年陈波儿交给我做“中国电影史”这个任务,到现
在已经近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来,尽管我为此吃了
很多苦头,但是我并不后悔。让我锲而不舍的原因
有两个:其一,这是陈波儿同志的夙愿,陈波儿是
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可惜去世得太早了。她提出
构建中国电影史也是为了中国青年一代的电影人。
所以我不管是到北京电影学院授课,还是到美国讲
学,都是为了完成陈波儿同志的夙愿。其二,中国
电影的历史感动了我。我本来对中国电影一窍不通,
读了将近七年的资料,跟老一辈的电影人亲密接触,
让我知道中国电影能有今天不容易。就是这两个原
因,让我遇到再大的困难,吃再多的苦头,都锲
而不舍地坚持下来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 周年,
着手研究中国电影史也将近60 年了,到现在还有
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电影发展史》,有很多人在认真
地研究中国电影史,我感到非常欣慰。

注释:
会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5 程季华. 法国电影(序言). 载: 法国电影. 乔治. 萨杜尔著. 徐
昭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6 程季华主编. 北京:中国电影发展史( 引言). 中国电影出版
社,1963.
1 根据李少白的回忆,他是1958 年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宣传
部直接调入学术研究部的。
2 关于跟夏公汇报写作提纲的更为翔实的记载参见:程季
华. 长相思. 载: 电影艺术,1996,(1).
3 根据李少白的回忆,他主写第七章,刑祖文主写前六章。
4 程季华. 谢晋的海外知音. 载:论谢晋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

太阳在尽头升起

Feb 23rd, 2010 Posted in 电影 | 604 comments »

《太阳照常升起》是部大陆不多见的片子,华丽、傲气凌人、自信、霸气,坦荡荡的气势,就像姜文的形象一样。姜文的电影带有明显的属于自己的烙印,我觉得他的电影是大陆少见的有气质的电影。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喜欢《太阳照常升起》,在我看来这片子良莠不齐,有些地方过了。

先说结构,也就是要说故事了。肯定要剧透了,不过要是不说剧情,那就没法说下去了。故事从第四段开始,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岔路口走上各自的路,周韵的丈夫因为别的女人被枪毙,她怀着房祖名决定去丈夫的老家;与此同时,姜文举行婚礼,那场带有建国常见的初期乐观情绪的婚礼上,一个帐篷燃烧着挂在了周韵所乘坐的火车车厢上,导致周韵受到惊吓产下房祖名,除了陈冲之外,房祖名、周韵、姜文、姜文媳妇、黄秋生全部都在命运的这个节点交汇。

周韵回到老家,疯疯癫癫的把房祖名带大,买鞋啊挖坑啊什么的都是这一时期的最后部分的;与此同时,姜文和黄秋生的故事也到了最后,姜文和陈冲偷情,黄秋生看红色娘子军的时候,摸了一把屁股,好死不死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被摸屁股的女人叫了出来,黄秋生奔逃中撞破了姜文陈冲的奸情。有点天然骚的陈冲先是出来指认黄秋生,未果;姜文又诱导黄秋生自首,又未果。这对狗男女一门心思想把黄秋生做掉,以保全自己,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应该是把黄秋生杀了,黄秋生肯定不是自杀的。但是姜文的奸情应该还是败露了,所以被下放,在他抵达周韵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宿命的一刻到来了,周韵失踪了。接下来,房祖名把姜文的媳妇搞了,姜文最后用黄秋生送的猎枪崩了房祖名。几个人又在那个小村子相逢,并且结束了一切,代表黄秋生出场的是他的枪。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理顺这个结构对一个文学家来说并不困难。里面运用了很多魔幻的表现手法,就跟《地下》差不多,影影绰绰的围着现实的光怪陆离,这方面姜文展示了他傲人的资本,拍的好看,诗意、美丽。

当然这部电影不是这么简单的,还有另一部分。

四个片段,分别在故事之外存在着大量的隐喻,指向建国以来的历史。所出现的醒目的道具、事件等,都在上述故事之外还暗含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完成对历史的表现。这是一个很牛的想法,但是姜文将其表达的太晦涩了,以至于这种隐喻变成了艰难的揣摩。这是我讨厌的,我第一次看着电影的时候就对此厌恶,如果不是RS,我不会在几年后再看一遍的,当时打算再也不看了。我不反对用隐喻什么的来模糊地表达一些东西,但是不要搞得过分晦涩,你说了个事情,总要让别人猜到你的意思吧,就像《2046》或者蔡明亮这几年拍的电影,你自己都不见得要知道表达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全依靠读者天马行空的想象的话,那还要你的电影做什么?《太阳照常升起》中有一些东西还能猜个大概,有一些则是全看个人发挥。

1、绣花鞋是什么意思?.从故事的角度来说,那可能是周韵或者房祖名他爹心中一直描绘的故乡,他们在新疆思乡时的寄托,或者是他爹泡周韵时的手段,对周韵来说那双鞋是不可取代的爱情的记忆,她这辈子就这么一件事,不然她也不会在得知男人出了那事之后干脆的疯了。从隐喻的角度来说,这双鞋是指什么,那种赶英超美,或者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那种谎言?

2、石头房子是什么。从树下挖出的石头垒成了坚固的简陋的房子,但是其中的摆设却一碰即碎。树下的石头应该是指右派牛鬼蛇神什么的吧,他们让树歪了,把他们挖出来丢掉。但是顽固的牛鬼蛇神们固守他们的精神家园,就是那些一碰就碎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们的回忆,是他们曾经的理想,不能碰的东西,只在虚幻中才能完整的存在。

或者是指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在幸福的彼岸?

就故事而言,那个房子是周韵的回忆存放之所?

3、算盘。那个算盘是指刘少奇的那一套吧,有这个意思吧。

4、枪。枪有宿命的意义,黄秋生死后,枪代替他完成了报仇,姜文崩了房祖名,自己也肯定是个死。那么这支枪,对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群众?人民?传统文明?

5、黄秋生和姜文在第二段中的几个回合,都在隐喻建国以来特别那十年的人民内部斗争,陷害、揭发、交代、军转干部,压抑的性象征那些人类的正常的欲望。对于那五个被抓出来的摸屁股的人,我认为可以理解为是屈打成招的,也可以更进一步的理解为是真的有五个人摸了不同的五个女人,这说明人民的欲望是无法真正扼杀的,这也是当时民间的真实写照,毕竟六人被摸只有一个不乐意的,黄秋生摸得那个简直一脸欢欣……

6、姜文等媳妇的那个山头上面的那只手,是如来佛握着孙悟空的那只手?暗指姜文善于对付女人?

7、周韵骑着骆驼到达那个苏联女人面前之前穿过的那些地方,是指苏联当时曾给中国带来了那些,工业啊什么的。苏联女人和翻译的分歧,那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了。

唉,把一个文学家逼成这样了,叫我怎么能喜欢这部电影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他他妈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设置这些隐喻,就是一个很纯粹的故事,妈的,那可真操蛋了……我倒宁愿他就老老实实采用一个结构,用绚丽的手法来讲述一个爱情故事,那样我就不这么遭罪了。

姜文曾做过一届戛纳评委,那一年同为评委的还有梅格瑞恩,斯皮尔伯格。那一年入选的片子有土耳其超级无敌极其非常闷片《乌扎克》,还有我不怎么喜欢的《狗镇》,还有一部我和姜文都推崇备至的《大象》。

我非常喜欢大象,到了着迷的地步,那是一个有天赋的人的巅峰之作。《大象》用简洁干净的语调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看似简单的结构恰到好处的和主题融合在一起,完美。而且《大象》超越了常见的主题意义,拍出了青春的魅力。我是看了《大象》之后,后来在一个地方看到说当年姜文是如何喜欢这部电影,在评选的时候卖力的推举,最后让戛纳史无前例的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都颁给了《大象》。

《太阳照常升起》在结构上就有《大象》的影子,姜文做了改动,更花哨一点,使结构与讲故事手法更符合,他采用了倒叙。但是他没有像《大象》那么有力,《大象》的简洁有一种凝视的力量。我觉得姜文之所以要表达的这么晦涩,未必出于本意,可能有顾忌审查的原因,拍的隐晦一些就好过一点,毕竟这片子的投资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到片中演员的表演,没什么说的。一部写意的片子,要的是符号,形象符号足以,也不会给演员表现的空间,不过他把周韵拍的是真漂亮。黄秋生会知道他在演什么,房祖名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陈冲的骚劲太外露了,让崔健扮演一个在古建筑工作的工匠或者工作者,这个确实是很神的构思,特别是崔健在透彻的讲述姜文那点事的时候,顺手在本子上画的,那可是五角星啊,老崔这一把客串确实有分量。可惜他敌不过陈冲的骚劲儿,所以很少有人在意老崔深刻的存在。陈冲的骚劲儿,怎么说呢,对戏来说是相得益彰的,但是对陈冲来说,那就浪费材料了,陈冲演的再闷一点可以表现的更骚。把周韵和陈冲比一下,就能看出周韵的纯来了吧,姜文的口味啊。

估计这片子让投资方赔了不少钱,所以姜文今年拍《让子弹飞》,找了一个纵贯线的阵容,明摆着是要硬掏钱来的,也不知道拍的怎么样了。现在大陆的这些导演,要想在老外面前拔份儿,也只有姜文了,田壮壮处于半昏迷状态,我看了《狼灾记》……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非议颇多的电影,但是可能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大陆出现这样有气质,诗意的电影了。你要是非要跟我抬杠说肯定还会有大陆导演很快就拍出比更好的这路电影,那我马上就去死行不行?反正我决定有生之年是再也看不到了。

色情男女里有多少座金像奖

Feb 20th, 2010 Posted in 电影 | 1,176 comments »

导演实在没剧本可拍了,就可以把自己从事的行业拿出来演一遍,不论故事真假,这样的电影总不会太难看,这路数的电影很多,特吕弗大师的《日以作夜》是最有名的了,再比如钮承泽同志前年的《情非得已》,冯小刚同志的《大腕》也算是。这种电影大多充满调侃,演员耍大牌啊,投资方外行指挥内行啊,剧组不团结,总之艰难险阻辛酸苦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片中的导演一定是正面角色,郁郁不得志、理想被干、坚持不懈、终成大业。尔冬升同志的《色情男女》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并且傲视同侪。

《色情男女》是一部很怪的片子,四不像。看第一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三级片里塞进文艺片导演的倾诉;看第二遍的时候又觉得这其实是个标准的文艺片,三级片是幌子;过了几天又想,还是个三级片。因为我后来确定了以很简单的衡量标,裸露的戏是不是有必要。《色情男女》虽然尽力让三级的情节显得合理,但是有些脱戏依然显得多余。

我没有搞清楚尔冬升到底为什么要拍一部三级片,是不是有什么内情,比如像刘德华那样被枪指着头拍戏什么的。那时候林庆隆拍了王晶监制的《满清十大酷刑》,跟尔冬升喝酒的时候发牢骚,拍三级片的种种苦闷,俩个人就聊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这是《色情男女》故事的由来,片中罗家英带着张国荣看的午夜场就是《满清十大酷刑》。尔冬升找先是去找周星驰来演,周星驰喜欢剧本,但是在裸戏上最终无法妥协,星爷对自己的屁股没有信心,就放弃了。现在看,如果当时星爷演了,那他后来就可能有另一番天地了。尔冬升又找过张学友,也没谈成。后来偶尔和张国荣聊起来这个事情,张国荣很感兴趣,对裸戏毫不介意。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部电影,张国荣演的,但是角色名字叫阿星。

这是部良莠不齐的片子,有超俗的表现,也有唬烂的部分。《色情男女》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对行内鄙陋点到为止,分寸把握得很好,既不伤及同行,又能抓住观众。舒淇、徐锦江的角色在片中形象慢慢的转变,火候好,自然感人,莫文蔚的角色好,演的也很棒。特别是片中阿星瞬间灵魂出窍般天马行空的想象,运用得出神入化洒脱不羁,这其中甚至有一场模仿《发条橙子》三P的戏。可能是因为太熟悉这些人了,所以我也很难把清戏里戏外摘的清楚地说了。

片中阿星豁达开通的妈妈的原型应该是小宝的母亲红薇,红薇是个了不起的母亲,4、50年代的女明星,嫁给著名演员严化(姜克琪),后严化病故,红薇领着五个孩子过日子有些难,大制片尔光就专门找红薇拍了一部五元哭坟算是接济一下,严浩导演的吧,京戏改的,后来不是这个名字,正好红薇带着五个孩子演的,电影拍完了,红薇也改嫁给了尔光,后有一子就是尔冬升,小宝。前面那五个孩子里面,二儿子早夭,老三就是秦沛,老四姜大卫,老五严慧,看看子女的出息就知道红薇是位什么样的母亲了。李翰祥拍的倾国倾城里面,卢燕的慈禧太后就是红薇配的音,因为她是旗人。小宝在片中向母亲深深致以谢意。

让刘青云自杀这事情实在太可笑了,要知道刘青云对拿奖这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到06年拍了部,也是戏中戏这样的片子叫《我要成名》,挺烂的,居然拿奖了,他自己都哭笑不得,香港那帮人真的很过分,但是想想刘德华的话,刘青云还算不错哩……

尔冬升还是很有人脉的,他们一大家里有20多口人都吃电影这行饭,他最早拿奖的《癫佬正传》就是大牌云集,拍了一部假纪录片一样的电影,我印象中,梁朝伟周润发这辈子也就拍过一部那样的片子。

舒淇那时候刚到香港没多久,就让王晶给脱了拍三级片了。《色情男女》是她的贵人,她因此片拿了那年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从此翻身。其实我觉的莫文蔚在里面演的很不错,但是舒淇一脱再脱……

再说回电影,那就说不满意的地方,这是我的长项。丁子峻扮演的拍实验电影的大学生的那条线,完全可以拿掉,可以用别的办法让刘青云进剧情。丁子峻显得非常累赘,由他引发的那点感慨不提也罢,结果搞得得不偿失,这是我最大的不满。其他地方都挺扎实,看球那场戏虽然有些单薄,但是也不好太拖沓。结尾的片场着火烧了拷贝,我怀疑是为了张国荣加的,因为后来补拍的那场戏中戏部分,真是张国荣导的。说起张国荣到底是否有导演的能力,还真不好说,我看过他拍的那部公益短片,还好吧。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结尾的那个伟大的远镜头了,那是不朽的杰作!就为了那个镜头,这片子也值得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