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雪

吳念真談《悲情城市》

專題引言

1989年9月15日，《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奪魁，這是華人電影第一次拿下金獅獎，也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國際四大影展中獨占鼇頭！20年後，2009年的今天，正值《悲情城市》獲得金獅二十週年，我們走訪該片的創作人員，回顧、反省。

當各方都顯現出真實樣貌，當我們找到各片拼圖，或許，「完整」才有重見/重建的一天。

它，曾經開啟台灣電影踏上世界影壇的契機。

它，曾經為這片土地的人民發聲，讓世界透過電影認識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之所思、所想、所感，了解我們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

它，曾經引領過許多年輕人追逐電影夢想，但也癱瘓過電影人的創意。眩惑於金獅的閃耀，許多人起而效尤，但人們忘了，模仿永遠是創作的天敵。 …

20年後，重看《悲情城市》，它在電影語言的開創性及創意，依然鮮活有力，或許，藝術的價值就在這裡，經歷歲月的鍛鍊沈澱，越陳越香。

但它對台灣電影、台灣社會，甚而對世界影壇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或許是個值得一問再問的問題！

且聽幕後創作者怎麼說！ ───張靚蓓

吳念真談《悲情城市》

專訪撰文：張靚蓓
地點：吳念真工作室，台北大直
時間：2009/6/30
張靚蓓︰今年是《悲情城市》二十週年，能否談談當初怎麼開始編這個劇的？

吳念真︰ 先是孝賢和張華坤想找楊麗花拍戲，就想了個很粗略（rough）的故事，在圓山飯店講給她聽。當時想找楊麗花和周潤發，一個臺灣天王，一個香港天王，若是兩人碰撞，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火花？楊麗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一個大姊頭，周潤發從香港來，要找一個失蹤人口，大約從這個故事開始講。

那時候我一直對1949年的情境很感興趣（註1），當年有四川輪，專跑大陸跟台灣之間，她也提起民國38年第一次到基隆時的印象，當時天下著雨，旅館都是滿的；大陸有人載來許多上好的傢具來，沒地方放，都堆在旅館外面，就隨便拿片東西蓋著，那個畫面對我來講很有想像力。不過這個案子沒成，後來重新弄時，孝賢他們說，如果把楊麗花這個角色當作下集的話，上集會是什麼？

於是上溯大姊頭的年輕時期，《悲情城市》裡面她家也是開酒家，片中的小女孩阿雪，長大之後就是當初楊麗花要演的角色。

本館剪報資料 / 聯合晚報，民國78年9月15日
《悲情城市》裡的很多細節都是大家提供的。他們去看過相關書籍，像天文會去閱讀一些書；我會講些我們礦村裡的生活經驗，譬如領帶拿出來，上面寫著「你要活得尊嚴，爸爸無罪。」那時候我們都在「客中座」（茶藝館）閒聊，整天東講西講的。我記得剛寫這個劇本時，「阿公」李天祿的東西寫很多，當時我是用我一位大伯公的樣子，他會武術，常教小孩練功，眼睛不能眨…。後來林文雄（陳松勇飾）被殺死之後，阿公本來是要去報仇的，很老了，還紮好腰帶，一副要去耍勇鬥狠的樣子…。本來的劇本寫得非常非常的長，可是當初寫劇本時，並沒有啞巴這個角色（梁朝偉飾演的文清），因為找梁朝偉演，他沒法講國語，所以改了。即便這個片子拍完了，劇本都還在寫。包括拍完後，那些日記、信，都是後來再加的，如寬美（辛樹芬飾）說，今天要到哪裡上班啊、美麗是一種幸福；九份已經天冷了，芒花開了，像雪….，都是我後來重新寫的，我還記得我們把辛樹芬從美國叫回來配音，那時候她住在美國，已經嫁了。

《悲情城市》裡的很多細節都是大家提供的。他們去看過相關書籍，像天文會去閱讀一些書；我會講些我們礦村裡的生活經驗，譬如領帶拿出來，上面寫著「你要活得尊嚴，爸爸無罪」。

問︰我們現在看到的劇本跟當初的有何差別？

答︰有一些差距，但是大部分的架構還在。很多細節，在拍的時候，都已經再修了。片中他們提到一段印假鈔的情節（紅猴這條線），是拍攝時，孝賢不知道聽到什麼（註2），後來自己加上去的，我覺得那一段老是不清不楚的。

問︰ 片中紅猴一出場，沒有close up，沒有清楚的介紹他，只在九份出現一個中景畫面，你們一群知識份子在室內談論國事時，梁朝偉在外面買燒烤，這時候紅猴第一次出現，和文雄小妾的內兄（太保飾）交談，出示假鈔，後來在睡夢中被人從床上綁架，再接著就是驗屍的畫面，都是中遠景，加上片中人物眾多，不特別注意，很容易就漏失了他，但是偏偏這條線是個轉折的關鍵。

答︰對，那一段是加進來的線，我就不清楚那個情形了。

問︰後來你們自己去演，很多場面都是你在講話，當時是怎麼個情況？是即興的？

答︰是即興的，但知道大約的狀況，孝賢實際上是丟給我們自己去演的。作為一個演員，機器一開，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沒人講話時，我就會拉一個話題來，開始講，那時候我只是把工作完成，把一個情境拉出來就好了。

問︰除了你自己參加的場次之外，你還去過哪些場？

答︰ 我去過很多次，包括他們在大湖拍酒家的戲時，我都有去，在那時候認識蔡振南的（註3）。我覺得這個人很好玩，他在裡邊唱歌，歌很好聽，好像是他隨意寫的，寫得非常好。我記得那時候有人說，我跟他長得很像。後來我就跟他、跟張華坤拍了張照片，後來我太太看到照片還說︰「這三個男人要醜得這麼整齊，還真不容易。」

後來他《戲夢人生》拍完之後，我就找他拍《多桑》，其實我在寫劇本時，已經決定是他了。

問︰那時候你和朱天文在編劇上是怎麼合作的？

答︰通常都是三個人坐在那邊一直講，天文很厲害，她會把我們胡說八道的東西整理出來，大家再拿她整理出來的東西再寫。孝賢也許有時候會單獨跟她去談一些事件，之後我再把對白加以修整、整理。

當然前期大家是一起丟東西，那種合作關係就是這樣。到最後，孝賢講，念真，OS你寫，我說好，我還先錄音給辛樹芬，這句話台語該怎麼說，才講得比較準確。

那時候動員很多人，包括唱「幌馬車之歌」時，我們還跑到九份，就在那個場景裡面去錄音，天文、謝材俊、天心，天文的媽媽劉慕沙，都去。我們還用英文把日文拼出來，大家在那邊唱。

「九一八」那首歌，我們是當場學的。

問︰「二二八」本來就要講的？

答︰是，本來就想講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怎樣，我自己對二二八永遠的看法是，第一，窗口把它拉出來看清楚，不要掩蓋，掩蓋起來的話，越蓋越爛、越爛越多嘛！

第二，電影也可以談二二八，二二八就不神祕了。我覺得是這樣。

問︰談二二八，要從哪個角度切入時，大家有沒有討論？

答︰沒有，每個人都在談細節，自己都已經在修正了。

像我覺得，二二八最大的問題是一種「認知錯誤」及「文化衝擊」。因為兩地已經相隔五十年了，會有很多文化上的差異產生，像昨天日本人來問我，為什麼大陸對日本的看法和台灣對日本的看法完全不同？你要怎麼去說這個東西？

我們是從父親的眼光去了解日本的，我們對日本的了解，說不定還比對中國的了解還多。就像一九九○年第一次跟大陸接觸時，大陸跟我們書本裡所看到的不一樣，想法也有差異….。

問︰你們拍完有沒有想到？事後其實有蠻多爭議的！

答︰事實上之前就會有心裡準備了，至少我個人會，因為這個東西一出來，各有自己的想法嘛！譬如我碰到一個臺灣老先生，他說，你們為什麼避重就輕，為什麼不拍把人綁著丟到淡水河去？每個人對這個東西都有期待，你要怎麼講？

觀眾永遠這樣，譬如我現在舞台劇一演完，他會跟你講，你為什麼不寫成那個樣子？

這個東西沒辦法，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問︰侯導曾說，拍好後第一次試片，看完後一出來，他還說，這是一個爛片，怎麼會呢？

答︰我第一次看完，覺得還好，只是我覺得「紅猴」那條線是不太清楚的。老實講，對我來說，它是個大片，尤其音樂加上來之後，我覺得那是個格局很大的東西，只是有些細節上有點不太清楚。之所以不清楚是因為他剪掉了，他不是沒拍，而是他剪掉了。

問︰他有拍啊？

答︰他有拍，包括他的媽媽受傷，被帶到現場，警察來。畫面都有，很多都剪掉了。他大概自己在裡面很久了吧，我不覺得是個爛片，只是有些線拉得太可惜，不然那是一個很大的片子。

問︰其實二十年後回來再看，還是很好！

答︰還是很好看啊，二二八在裡面只是一個事件的背景，林家的家庭生活在這裡面才是主軸。所以後來有陣子我們才會開玩笑說，好啊，續集可以拍了，阿雪把酒家撐起來啦！

問︰你第一次去威尼斯影展的感受如何？

答︰那次是孝賢他們先去，我跟張華坤他們比較晚去（侯導他們先去加拿大多倫多影展）。

我那時候只知道這個片子可能會有點問題，可能會被禁，有那個準備，所以底片什麼的都留在日本。後來片子先在多倫多先放，就有人提，片中有段軍人衝進小上海去捉人的場面，很敏感。那時候孝賢已經在國外了，邱復生有點緊張，他要我去跟新聞局局長還是副局長見面，要我去解釋一下，就去吃個飯，他們也沒有表示什麼特別的意見，只是隱約講，將來回來上演時，這一段說不定會被剪掉。

我不曉得為什麼以前老百姓要當得這麼卑微？所以有陣子心裡有點不舒服。

對我個人來講，那是台灣片第一次進（世界）四大影展正式競賽，我自己是蠻開心的，所以去的時候，心情蠻興奮的。威尼斯我已經去過一次了，是貝沙洛影展時我們一票人已經去過一次了，因為威尼斯很好玩，這一次又有較長的時間待在那邊。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到底外國觀眾和外國評審會了解這個片子嗎？

當時香港的影評人舒琪（擔任《悲情城市》國際宣傳）還是誰，曾經建議，要不要在片頭前面加個說明。所以我曾經用中文寫了一段話，台灣是什麼？台灣的位置在哪裡？好像是寫「葡萄牙人曾經在16世紀叫它福爾摩沙。後來，西班牙佔據過它，日本人佔據過它，清朝又怎麼樣…，所以有人給它一個悲傷的名字，叫「亞細亞的孤兒」。一九四九年，他重新跟國民黨怎樣…」，這個故事的背景是這樣的。

後來他們把那段文字弄得太長了，我記得在威尼斯觀眾場放映時，英文字幕開始在走，義大利人在下面快速的用義大利文翻譯，唧唧咕咕，說得飛快，惹得全場大笑。

我們那時候覺得可以參加已經很不錯了，沒想到會得獎。得獎的事，我們是前一天先知道的，大家相約先不講。我被告知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開心，記得我剛好進旅館要上樓去，是外國的發行商告訴我的，同時要我「keep secret」，我就很高興啊，我問她︰「孝賢知道了嗎？」她說︰「知道啦！」

我就上到樓上，剛好孝賢出來，我真的是忍不住了，就抱著他，我覺得就很簡單，因為你清楚這個人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辛苦這麼多年，這樣子對電影，我覺得是值得了啦！

好像是幾年後，孝賢在一個訪問還是哪篇文章裡說，我抱住他哭的時候，是台灣人的壓抑。我覺得不是啦，沒那麼複雜，我只是覺得朋友成功了，我很替他開心，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單純。

問︰他之前有多辛苦？
答︰之前《小畢》的時候，他賣房子，為電影賭上身家；然後押房子幫楊德昌拍《青梅竹馬》。其實《悲情城市》在拍的過程中預算超支，邱復生還有一陣子覺得錢花太多了，後來楊登魁出面跟他說，那才多少錢。真的是很多挫折，就是他長期以來為電影、為這個片子，所以真的很替他高興！當時抱著他，真的是想哭出來，我真的是很開心。

當時就很想打電話跟家裡講，後來一想，還是算了，先不要講了。等到頒獎時，就已經沒什麼了，因為快樂已經在得知的那一剎那了。頒獎那天晚上，還是很開心！一出來，張華坤拿著面小國旗在那邊走來走去，我們就沿路在街上大唱台灣歌，一路唱回旅館！不過那天晚上我記憶最深刻的不是唱歌，而是有位蘇聯評審，他跟孝賢講，他在這部電影裡看到國畫，他覺得國畫都是大山大水，人在裡面是渺小的，這個片子給他的感覺是這樣。我一聽就覺得好棒，當初擔心外國人會不會看得懂。其實是，人家要懂什麼就應該會懂。

我覺得這是「人生一個很大的禮物」，是給他們的禮物。我自己那時候就覺得，哪一天應該再來威尼斯。

問︰後來你又去啦！（以《太平天國》入圍威尼斯正式競賽）

答︰可是情境已經不一樣了。我喜歡義大利人，熱情、直接，有時候有點慵懶，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再去。

問︰從《悲情城市》起，侯導開始進入台灣歷史，開始有更深的牽連？

答︰我覺得他走出個人，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位置，瀟瀟灑灑的走，是從《風櫃來的人》開始，跳tone。並不是來自於這部片子。

他會結合到台灣歷史，然後再拍《戲夢》，是自然而然過來的。我覺得那時候拍電影的人有個奇怪的默契，都想重新去整理台灣的過往，我想大概是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有自信去回溯了。從《兒子的大玩偶》開始，每個人都在拍，都在想。

吳念真：「我自己那時候就覺得，哪一天應該再來威尼斯。」 1998年，吳念真以《太平天國》入圍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再回到威尼斯，右為女主角江淑娜。(張靚蓓 攝)

這是好處也是壞處，好處是集中力是一樣的，壞處是共通性太接近了，電影還是需要有多樣性。

那時候當然期待新導演有自己的風格，後來發現每個人的調子很像，緩慢，深沈。

我當時就覺得不好，還寫文章說這個事。那時候我就發現一個現象，電影在變，但是觀眾沒變，你塞一、兩部給他，可以，到第三部他會厭倦；接下來，他會逃離；真的，到最後，觀眾真的逃離了。我不要陷溺在你的情緒裡面嘛，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節奏呢？電影還是需要多樣性！

問︰回頭二十年，你再來看這部電影，你的感受是什麼？

答︰我覺得它最重要的一點是，讓很多人知道，台灣電影可以正正式式的在國際上露臉，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像有一次我們到大學去，大學生站起來問，台灣電影什麼時候可以在奧斯卡得獎？你知道，大多數人多半只認得奧斯卡。楊德昌一聽就很激動，他就很大舌頭，站起來回說：「那一天我們奧運拿金牌了，電影就可以在國際上得獎。」後來電影還比奧運先拿獎。

那時候還有個心情就是，孝賢拿獎了，很替他開心，他那麼辛苦，終於得到一個肯定。另外就是，當年影評意見分歧，有陣子新電影被罵得很難聽，說「老是參加鄉鎮影展。導演老是挖自己的肚臍眼給人家看。什麼要觀眾來參觀府上三次葬禮。」我對那些刻薄的言論都會記住很久，那時候我覺得開心的是，你再講話啊！你再講！這個部份是蠻屬於我的，因為我蠻獅子座的，獅子座是報仇永遠不嫌晚。

問：那是當時，現在呢？

答：現在，一樣吧，在自己的生命過程裡，曾經參與過這樣的一個工作，其實它真的沒什麼特別，比較起生命中很多起起伏伏的大事，我覺得，它已經不算什麼了。可以取代它的，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譬如誰的過世，那個太大了。這個對我來講，已是小事了。甚至我常常忘記我寫過哪些劇本，有時候晚上看電視，好熟啊，啊，這個是我寫的。沒什麼特別。

問︰其實你的參與很重要啊！

答︰還好啦！真的是太久沒有（再過那樣的日子），慢慢已經遺忘了，我覺得人到一個年紀，能慢慢遺忘一些東西也不錯，因為想那些會想不完。
但是我都不會記得過程，我記得的都是一些瑣瑣碎碎的東西。

譬如你說威尼斯影展，我記得的都不是影展的東西，我記得的是，剛好那一次是中秋節，我們剛好在威尼斯過中秋節。那天晚上，我們還跟那個美女，後來在臺灣拍過廣告的一個義大利女生，去她家，我還記得她家是在威尼斯一處建築的頂樓，是斜天窗，我們所有人先坐船要去她家時，月亮很大很圓，所有人都躺在那邊，晚上一直在看窗外的月亮。

問︰侯導去得很晚，已經快頒獎了。

答︰就是前一天晚上，後來又坐船回旅館，月亮好漂亮、超漂亮，我就記得這些。

還記得楊登魁一直強調，要幫所有人買件皮衣，說，這樣一出來，才知道我們出自同一個團體。我說，大哥，不好看啊！他就很失望，我們怎麼會拒絕他呢？他覺得義大利的皮衣很好看啊！

後來又要所有男生去買范倫鐵諾的摺領襯衫，因為他看老外穿禮服都穿摺領，我們就裡面一件普通襯衫，好，每個人乖乖去買一件，他送的。

問︰那回來臺灣呢？

答︰那時我開玩笑跟他們說，這部電影不用怎麼宣傳，大概就會賣得很好吧！這部電影大概破侯孝賢所有電影的紀錄。

後來又被邱復生找去，弄海報、文案。

後來我想了個文案，覺得很好，「這部電影在今天之前，你沒看過，也不敢講。」

後來又把戲裡的一句對白放到南部的海報上「本島人最可憐，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所以那一年的選舉，南部都用這句話。

問︰其實回過頭來看，是在創造歷史！

答︰我覺得比較開心的是，證明新電影的這些人是不錯的！不要再寫，什麼臺灣電影都被這群人玩完了。

第一個就是告訴他們：「不，不是這樣。」

另外一點是，孝賢應該得到他的回饋！

我記得他的太太講得最好，人家跟他講說，侯孝賢終於得獎了，他太太說︰「應該的。」

問︰什麼時候告訴他太太的？

答︰那天晚上孝賢就打電話回去，叫她暫時不要講。

問︰我們是知道很晚了啦！

答︰我們是先知道，後來有一天碰到藍祖蔚，他騎腳踏車逛，說，啊，現在聽說哪一片呼聲最高！（不是《悲情城市》）我就把他拉到旁邊，跟他說，藍祖蔚，《悲情城市》得獎了，你趕快去發稿。人家焦雄屏已經在通知中時晚報的人寫稿了，她偷偷先打電話，要報社先去訪問誰，訪問錄音師杜篤之、訪問攝影陳懷恩等等，先把稿子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群人就是這樣可愛，為了一個東西，大家很認真的去做，要在世界上再找一群這樣的人，大概不多了，真的很難。這個年代大家都太會計算，那個年代大家也沒什麼計算，誰拍片，大家都去幫忙。記得柯一正拍片時，一堆人幫他寫劇本、討論劇本，在楊德昌家，這種人跟這種世界不會再有了！

註解：
註1：基隆港的情景，為《悲情城市》拍攝初衷，為了不違背初衷，導演侯孝賢拒絕了嘉禾的合作計畫。

1986年上半年，《童年往事》剛結束，侯孝賢國際影壇聲譽日隆，但是國內卻成為多人口中的「票房毒藥」、批評他的電影沈悶。當時侯孝賢手中有六個拍片計畫，但都各有難處。

其中嘉禾（即侯導所說的蔡瀾）有意投資《悲情城市》，即楊麗花、周潤發主演的版本，也是如今《悲情城市》下一代的故事，嘉禾希望侯孝賢拉隊到澳門拍攝。但是侯孝賢當初想拍這個故事，只是基於對基隆港的單純情感（吳念真亦然，見專訪）。在他們的想像裡，1950 年，上海來台的末班輪船抵達基隆港，逃難者各有心思，其中一個混雜在內的的黑社會份子（周潤發飾）前來基隆，是想討一批債的，卻不知道自己趕搭的是末班輪，再也回不了大陸。

一下船，呈現在這群人眼前的景象是，成堆的煤堆在小火車上，一路運到港灣內；陰雨的天空瀰漫籠罩著基隆港，特有的灰藍色調捉住眾人的視線。天上的美與地上的現實，形成強烈對比，港岸邊到處都是東倒西歪的人群，丟棄槍枝的士兵，逃難者遺留的傢具、古董，散落各處，多雨的港都，淒惶的人們，他們想拍 1950到 1956年兩岸巨變之際的故事。

他們給台灣歌仔戲天后楊麗花的角色是，長大之後的「阿雪」，即李天祿在《悲情城市》裡的孫女、林文雄的女兒。此時的阿雪，已是基隆港酒家的大姊頭，生意興旺。當香港黑道與台灣大姊頭相遇，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嘉禾希望侯孝賢到澳門拍攝的一大原因是，便於控制；侯孝賢則不願受制於香港電影的工業體制。時時想改變的侯孝賢，怎能忍受導演在拍戲過程中不能變動、按表操課的工作方式？創作是「活的進行式」，電影工業製造的則是「生產線」出產的貨品。

註2：這是陳懷恩的家族故事，請見 之後的「陳懷恩專訪篇」。
註3：蔡振南北上的緣起，請見「陳懷恩專訪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