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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遥望嬉皮时代的背影

Jan 3r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2,009 comments »

转自台湾《中时人间副刊》。

一九六九,民国五十八年,我还有两年才要出生。金龙少棒队在威廉波特以5A比○大败美西代表队,首度夺得世界少棒赛冠军。就在Richie Havens穿著麻纱长袍、足蹬凉鞋、背着身躯硕大的木吉他踏上舞台替Woodstock开场的一个月前,台北市警局在七月九日以「妨害风化」为由拘捕一位穿迷你裙的小姐,处以一日拘留。正当成千上百的美国青少年在Woodstock的溪里裸泳、在草丛交欢的时节,高雄高中联考男生组的作文题目是「革新应从自己做起」,女生组是「名誉重于生命」。

次年一月十八日,台北龙山分局一口气抓了三十九个倒霉的长发男生进警局,把头毛薙光。警务处通令全省执行「整肃青少年仪容工作」,台北市总共取缔「奇装异服青少年」一八一名,警务处并通令基隆港务警察所:凡「披头散发不男不女」的外籍人士一律须劝导剪发。至于内政部也没闲着,这一年来查扣的「不良书刊」,总共有四二三万件。

  这样的时代背景,台湾囝仔竟然可以和英美青年同步听到排行榜上的畅销摇滚曲,着实不可思议,只能归功于司掌文化管制的官员英文太烂,无法领略摇滚乐挟带的张牙舞爪的讯息。于是这些歌脱离了上下文脉,就这么硬生生戳进了「自由中国」静悄悄、冷冰冰的天空。

那是摇滚乐从「青少年傻气情歌」迅速进化、蜕变成一门新兴艺术的时代,台湾青年在翻版唱片里听到了一连串作品,光看歌名便已经漪欤盛哉:Doors的「点燃我」(Light My Fire)、Sly & The Family Stone的「带你上九重天」(I Wanna Take You Higher)、Jefferson Airplane的「白兔」(White Rabbit)、Byrds的「八哩高」(Eight Miles High)、Bob Dylan的「雨天女士12与35号」(Rainy DayWomen #12 & 35)、Rolling Stones的「疼惜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些奇形怪状的歌就在三轮车满街走的台湾上空飘呀飘。

牯岭街的旧书摊上可以买到美军带来的LIFE画刊,翻开一看,反战青年在镇暴警察的枪口种花、斜眼睛的沙特站在塞纳河畔咬着烟斗出神、一身皮衣的黑豹党徒戴墨镜扁帽攥着手枪……这些穿越重洋阻隔、翩然降临的音乐和画面,到底对彼时的台湾青年起了些什么作用,一直让我很好奇。

 深情投入六○年代音乐

 我是连六○年代的边都没沾到的世代。然而幸或不幸,毕生听得最多、用情最深的音乐,几乎都是六○年代生产的。彼时的摇滚已经发展出复杂的形式和深邃的内容,却还来不及创造太高大的权威、背负太沉重的包袱。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概念都是「树头鲜」,都染满了青莽的气味,那是任何艺术都只能经验一次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Woodstock,有意无意,替那个时代做了总结。

 年轻时初闻Woodstock史事,看了那出著名的纪录片,也曾经慨叹不能早生二十年,亲历那样疯狂美妙的场景──足足五十万蓄长发的嬉皮男女(差不多是彼时波士顿市的总人口),平均年龄二十上下,在暑热和豪雨交逼中脱去轻软衣物,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吸大麻、打泥巴仗、下河泅水、畅意交欢…… 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颗音符都写着「解放」,哪个年轻人不会心生向往?

 这些年下来,不只一次遇到曾经心仪甚或身体力行嬉皮生涯的长辈──他们都在那个年头买过数以千百计的翻版黑胶唱片,躲过满街剪长发和喇叭裤脚的警察,学过吉他,吸过大麻。Woodstock这个字眼是他们共同的「通关密语」,一听见这三个音节,便双眼放光、脸泛潮红──他们当然都没去过 Woodstock现场,至少不是民国五十八年八月那三天。但我知道不只一位长辈多年后大老远到了美国,再大老远专程开车亲访Woodstock故址,只为了去看一眼那片起伏的空旷的青草地。当他们终于抵达现场,嬉皮们早已脱下五颜六色的衣服、铰去长发,拎着公文包到硅谷和华尔街上班了,只偶尔会在带小孩去看Bob Dylan演唱会的时候套上一件Grateful Dead的棉衫表示不忘革命情感。那是一场我的长辈们永远错过了的大拜拜。

 Woodstock固然是摇滚乐与彼时青年文化的力量臻于极致的大展现,同时却也替那个时代敲响了第一记下课钟。就像Bob Dylan后来唱的:「当你抵达峰顶,你也身处谷底」。Woodstock落幕后,青年世代洋洋自得,满心以为爱与和平与摇滚乐终将推翻「大人世界」,让地球变得更美好──这样的美景只维持了短短四个月。一九六九年冬,Rolling Stones发起的Altamont免费演唱会在暴乱中落幕,一个黑人青年在舞台前被活活刺死,在冲突中挂彩的孩子不计其数。看着Altamont的纪录片GimmeShelter,和Woodstock相比,你发现同样是数十万嗑药嗑昏了头的青少年,这回他们的眼神不再是狂喜,而是一片浑沌、一片空无。

 摇滚世代怵然惊醒

 在Altamont的遍地狼籍中,摇滚世代怵然惊醒。谁会知道,美好的六○年代,那场持续了好几年的集体trip,竟会以这样丑陋的方式结束。

 用更世故、更后见之明的眼睛回头观看上个世纪六○年代的神话,对照这些青年长大之后纷纷成为八○年代雅痞的惨剧,你我实在很难心无芥蒂地复述彼时的口号:「做爱不作战」、「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你只需要爱」……,然而这也是那群青年比我们幸运的所在。有那么一段日子,千千万万青年人真的相信摇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衰败还没有开始,Jimi Hendrix、Janis Joplin、Jim Morrison都还醒着,Beatles还没有解散,大麻和LSD还没有被海洛英与古柯碱全面取代。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持续上扬没有止境的曲线,摇滚愈来愈美丽愈来愈张狂,一张张黑胶唱片就是革命的通行证。回首Woodstock,至少在那三天,他们是幸福的。他们见证了这门艺术的第一个烂熟期,见证了几十万年轻人有能力在没有「大人世界」横加干涉的状况下自己搞定一切,见证了那许多年轻、美丽、才气逼人的乐手,在洋溢着腐味的、不祥的七○年代罩顶而来之前,做出来最最纯粹的、不断向上飞升的音乐。他们并不知道花开极盛的瞬间也就是凋落的起点,还好他们并不知道。

※本文作者马世芳,一九七一年生,写作者,广播人,music543.com站长。网络常用ID是honeypie,典出披头《白碟》。大学时代开始在电台引介经典摇滚乐,也做过广播制作人和丛书编辑。会弹slide吉他吹蓝调小口琴,曾与友人合作《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一书。

转帖:黄秋生访谈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评论关闭

采访:罗展风
时间:3月2日地点:香港邀月茶馆

一般而言,有时间观念的演员不多。郑裕玲是准时准候不多不少到达目的地,黄秋生就是比原定时问还要早到的那种。相约在一所新派的中式茶馆,预计他比相约时间早上T十五分钟或以上(见他在桌上的茶具与杯中饮品可以猜测,且记者本身已早到了十分钟),就一个人,未有助手随行,“他晚一点才来”,说时轻描淡写,毫不矫扭。周边有不少茶客,他依旧乐得逍遥自在,说着自己故事心态,没怕人家投来目光。他点的是绿茶,访问过程,自得地慢慢呷上一口又一口。如他所说,生命在这个年头,已练就一种“若有若无”的境界。放下,自在。

印象中的黄秋生很“香港”,甚至很国际--毕竟他其实是个被英国人父亲遗弃的混血私生子;还有他喜欢喝茶,接受《明报周刊》的采访也是在这间名字颇妩媚的邀月茶馆;或者就是他张口“我思故我在”,闭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学院派……

谈起话才发觉,这个一脸老相的人其实很饱满、很“内地”(是指那种表演或者人生态度上的张力),而且也看过《看电影》。请他题字,他慎重地下“看电影”三个字和自己的大名。“纯粹一点,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吧?”

【理想与现实】

  黄秋生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他说.不是偶然对于多年来走出来的路他清醒得很。是那种少有地可以把自己的演艺生命作阶段式剖析,很清晰,很仔细。

  多年来我经历了很多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亚洲电视台读训练班的时候吧,在该电视台有个好处,就是他们资源少,很多东西都未能够配台演员,变相你反而有更多机会学习。一个演员除了演技外其实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到,譬如学习如何自己化妆、记下自己的服装,一些可能是剧务或场记做的职务都要由自己做,还有记摄影机位,训练自己多种多样的记忆力,电视台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甚至有些旁门左道。

  第二个阶段,就是人读香港演艺学院。是真真正正的正统训练,刹那间好像要把以往所学一次丢光,重新学习什么叫演技。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基本而且很扎实的舞台训练,不分电视或电影。

  第三个阶段就是应用的阶段,当时到无线电视台工作心想就是将自己所学过的应用出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想法太理想,事实不是这样。媒体介质不同就已经很不一样。

  之后就出来拍电影电影跟电视很不一样,拍摄的时候分得很散。这段时期拍了很多反派角色和配角。跟不同的导演台作,当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环境工作。慢慢,又拍了很多所谓的“烂片”。最初的时候人很Frustrated(挫败),很不高兴,经常问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后来经过位前辈老师的指点,人才看得清明。

  学校里学的东西都很理想,现实世界是两回事,于是又学会了面对现实.反过来想想怎样可以把每件事做好,替它寻找一个意义。之后又经过多年终于可以有所提升,懂得用方法去处理,我当然不可以单靠自己把整部电影改变过来,但再差的剧本,我起码懂得做好自己的部份,这又是另一个阶段。

  我想,这个阶段慢慢成型后,就是现在现个这个阶段,已提升至一种“若有若无”的阶段。

  【生命太多的事与愿违】

  一开始黄秋生就把拍电影视为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像宗教哲学。人的改变跟演技的改变是互动的。他说,经历过一段很痛苦的挣扎期回到片场.人如同酒肉行尸;生活,也就是很难很难,没机会选择。“没机会选择”这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那个情况就是你自觉自己不想再做下去,但你又知道自己要糊口要为生活,一方面不想傲,方面要继续做。那时候,我跟自己说,我只想做艺术,不想浪费时间。每一天到片场时根本不是拍戏,而是搞人际关系,做公关,情况很严重。所以那个时期很多人说黄秋生总爱骂人,经常发脾气,是的,我发现那时候的生活一点也不理想人就易有怒气、怨言。

  其实我不过是想做一个高素质的角色,卑微得很。有时看到外语电影,就会忍不住说是呀.这样才叫演员呀,人家是整部电影配合,做演员应该拍这样的电影才对。于是.我又问自己自己何时才可以在香港做到这些呢?那些人每天踢踢三脚架又说是Roll机了,用英语说,这些根本不是Movie(电影),顶多不过Picture(图片)罢了。

  那时候没机会选择,拍那些Picture的确很委屈,但是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要养妻活儿——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不可以只看单方面。人生很多事都是在选择我选择“牺牲”自己,完成养妻活儿的责任,如果我当时选择做艺术家,可能到现在也未必有什么成就,到现在还是以20岁的思想去考虑问题认为这世上人人都欠我,活得像乞丐一样,甚至懒得伸手乞讨!

  相对地,现在的选择自然多了,只是,有时又会想,从一开始就顺了你的选择,又是否真的理想呢?当所有事情都理想时,大抵,就未必是最好了人是活在现实的世界,无论人生呀工作呀都一样,哪有这么理想?

  最理想的是我父亲是李嘉诚,我生来成绩又好又“靓仔”娶到十全十美的老婆,生个仔(儿子)又“靓仔”又健康又快乐,五代同堂,又有钱,这个世界有这种事的吗?拍电影也是,哪有样样都好?导演好、对手好、剧本好、大家合拍.拍的时候开心拍出来观众喜欢,票房大收……说说就行了,哪有这么美好?

  生存在世界上,从来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太多的事与愿违。

  那段日子、人的情绪就是在两极摇摆。今天回到片场整个人的情绪很积极,怎料第二天又回复放弃态度。人,就是不停在两极中游走,变得很易暴躁、很痛苦。惟一的安慰是,经过多年的训练,一旦“埋位”工作,人还是挺专心的。就像武术吧,只要你懂得武术,无论是不是要你打一场假的拳赛,一旦上了台还是会集中起来,自然有自己的东西在内。

  人家问我在[无间道】之后是不是多了选择的机会,我想只是多了“谈”的机会。我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同期开拍5,6部,因为现在我会选择 Quality(质量),之前我不会这么想。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想法和处世方法。那时候年轻要挣钱开饭要为家里打算,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机会拍这些大片。

  【学习嘲笑自己】

  对黄秋生说那段在瓶颈位置的演艺生命,进退惟艰。他听过前辈指点,希望懂懂悟出道理来,然后,又适逢机会到英国读小丑训练,对演技对生命,开窍了。

  那位前辈叫刘兆铭,他这个人比较古怪,说起话来很有禅味,其中他有一套理论说来不太容易入耳,叫“化屎大法”。说到底,就是禅宗所说的“道在便溺”,就是如何在一些臭气冲天的粪便中,培植出花朵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当时我听了,一直叫自己循着这种想法去做。我想,现在,我是真的做到了。

  拍[野兽刑警]前,我又曾在英国读了一个小丑的课程。

  起初这位来自英国教小丑表演的老师被邀请到演艺学院开工作坊,我的一位师弟认为我会有兴趣,就叫我一看,后来看了,发现真的有趣,于是就真的跑去英国学起来。

  学小丑,其实就是学习怎样放低自己。小丑有很多种,我学的那种是本色小丑,当这种小丑是毫无技巧可言的,因为这种小丑一事无成,如果要说,他唯一的技巧就是嘲笑自己。

  学小丑无疑跟以往学习其他演技方法很不同.但毕竟都是表演,怎样都会把当中些点子放在自己的演戏经验上。很有趣的地方是那位老师从来不要你“演”戏,你一旦有表演的痕迹,他就责怪你,又问你是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老友,很好笑。

  他是一位演技根基很深厚的老师,所以对很多演戏方法也很理解。他告诉我,所谓演技就是永远用自己有的东西,那可以是任何东西,也可以不是任何东西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你可以是律师、可以是厨子,但你又什么也不是。

  对我来说.演技来自读书,也来自实践经验,相辅相成。很久之前看过一个比喻,说避风塘的孩子生来个个懂得游泳,但是否每个都可以在奥运会参赛呢?这就是分别所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曾经说,“我不可以令你变成天才,但我可以令你接近天才。”他的方法就是令你跟天才距离近一些,但千万别以为自己就是天才,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学了。

  多年来,我确实看了很多有关电影理论的书,甚至不时也会回转头看,温故知新。我想,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看,自会有不同的领悟,我会说现在我再重看这些书,比以往明白更多,不再是一知半解的。看书很多时需要引证,像看哲学书一样,通过引证.那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是的,你可能在一本厚厚的书只学了八句话,但谁知道?可能已一生受用。

  【刘青云与吴镇宇】

  对于演技理论,黄秋生有着丰富的根底。美式.英式.法式、港式等等诸地演戏技巧.从来不会难倒他。他从书本中读,也从现实的电影中读,正如他也会读其他男演员的演技,知彼知已。

  内地观众喜欢将他跟吴镇宇、刘青云放在一起比读,问他看法,他也有自己一套近距离的看法,包括对他自己,说得坦荡直率,没半点保留。

  我感觉演技就像武术。我本身很喜欢武术相信要通过不同门派的武术融会贯通,才真的可以随时顺手拈来,灵活运用。正如李小龙不单懂得咏春拳、之前也学会很多门派,才有后来的成就。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演戏方式,英式注重外表.着重理解及运用;美式注重情绪,有点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极端化,他的理论毕竟是上世纪的产物,有些地方可能应该改变,但他的理论是根基,初学者不论如何都要接触:法国人喜欢把角色的内在用心理分析,外在又故弄玄虚,着重嘲笑式挖苦;港式不就是古灵精怪什么都有?

  你问对镇宇跟青云表演的看法?幸好大家都是好朋友(一笑)。

  青云的演技很扎实,他擅于分析、而且分析得很深——但有时我感觉那是考虑得实在太多。我相信有些时候不能干坐下来分析,反而角色本身会带着你走动.这是我的感觉。当然,青云也有做,但相对来说还是感觉他想得太多,他就像金庸笔下的郭靖,很老实,懂降龙十八掌又有一个像黄蓉的好老婆(郭蔼明),哈哈!

  镇宇是神经刀,你跟他合作,没Roll机你不会知道他怎样演,他的思考方式异于常人,脑筋转得很快,同一角色,他有自己的演绎,不是其他人可以演到的。我相信他就是一个很突出的本色演员,他有一些旁门左道的特质,有点像邪派高手,他就是黄药师,懂《九阴真经》。

  至于我.就有点像全真教的丘处机,内功深厚,就像我掌握很多演戏技巧嘛,但实而不华,并不花巧。性格上我跟他也有点像呀,我很重视根基,从不虚浮。我从来不会说自己怎样棒怎样好,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我不会赞赏自己。

  【我庆幸在香港成长】

  黄秋生又说他欣赏刘德华的勤奋,是圈中少有的;还有梁朝伟有着詹坶斯·迪恩般的本色魅力;说到周星驰.就指他像老顽童周伯通;又提到多年在电视台拍剧集的黎耀祥,“很多电视界的演员都很优秀,只是被忽略了,像祥仔。”

  最五体投地的是内地的演员,没有什么金庸人物的类比,而是一句超大声的:“好厉害!”

  一开始,黄秋生就喜欢戏剧艺术,但在香港,艺术,就变成了一口饭,朝不保夕,问他可有慨叹自己生不逢地,如果他在内地,不排除可以干出像姜文一样的成就来,黄秋生想了想,并不认同。

  大陆的文化始终是不一样的,“大陆”在这里有着广义的意思不单单指内地一一你看全世界,大陆文化往往是最强的他们的人民有修养有训练,人多的时候,“叻人”(能人)也自然多。

  这些年来,内地的进步的确快,以往还说人家土气,还不过十几二十年,人家已经以火箭般的速度赶上.甚至大大超前,很厉害。内地的演员很多已经有国际级的标准,你看葛优,姜文已经很明显,还有斯琴高娃等等等等,还有更多,只是,有些名字我说不出来。

  相比之下,香港的演员就逊色多了,一方面敖们有条件上的限制,拍什么电影都是市场为主导,所以很多演员根本未能在演技上发挥他们的长处,是没有机会嘛。香港的编剧往往文学修养不足,写出来的尉本淡而无味,甚至有些低俗下流,你说演员可以拍出什么来?

  说到跟姜文比较.你可以这样推测,但我未必想到自己真的可以跟他一样棒。以往,我记得自己常问自己,如果黄秋生真的在外国长大,应该发挥可以更佳吧?但回过头想,如集黄秋生真的在外国长大,他未必会演戏呢!谁知道?或者会选择唱歌,是一个Rocksinger(摇滚乐歌手)也说不定,又或者像崔健呢?甚至可以是一个画家……我想说的意思是,很难这样比较。

  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在香港长大,感觉就是很幸运。这里不单有一些正统的营养,还有很多古怪的东西。香港人变通力很强,因为这是一个复杂而且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于是我可以批评。因为爱她,自然爱之深,责之切。如果我是外国人,我才不会有这么多的投诉,才不管你好与不好,倒不如把握时机攻占你的市场,你看八国联军打进来时.就是给中国人吸鸦片嘛。

  事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正如香港电影有很多垃圾角色,我自己也演过很多这类角色,而它们又的的确确给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我感觉当演员的不单要演“好”的角色,还要多演垃圾角色,那才是一种挑战。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整天都以为我拍过好多片种,其我拍过多少片种呢?我只是拍过一些个变态狂魔,或者还有些警察吧,就这么多了。有好多角色我都没做过,历史片没拍过,战争片也没拍过。如果电影有100样东西,我猜自己只做过4样。可能因为在香港,可选择的不是警察就是贼。

  说香港现时的电影市道不好,其实市场转型后香港电影是健康多了。以往大家走在一起不过是拍一些垃圾喜剧,有什么意思?所谓拍片就是一整天讲无聊笑话,饮酒吃喝,第二天又继续嬉戏。那时候,只要你开工就有钱赚,票房依然强劲.电影人天天侮辱观众智慧。有谁想到那才是扼杀演员,扼杀电影艺术?

  【人情冷暖】

  一部[无间道],令黄秋生的演艺生命再创高峰。今天,外间的掌声与赞美迪不及待迎面而至,但对阅历无数的黄秋生来说.胜利不会冲昏头脑;相反,他说他经历的却是入心入肺的人情冷暖,惟一庆幸是,他自觉这回是真的有运气。

  赞美是多了,在我感觉却是人情冷暖(一顿)。

  当你低潮的时候你会感觉人情冷暖;同样,当你高潮的时候,一样感觉人情冷暖。低潮时你知道什么人是你的朋友,高潮时你也一样知道什么人是你的朋友。

  10年前,[人肉叉烧包]给我拿到影帝,却没有让我平步青云,我说那是“一奖衰三年”,之后拍了很多自己也未必认同的烂片。那次算得上是我人生的一个高潮.但当时我Handle(把握)不了整件事,又要拍戏,又要做其它的事情,连觉都没得睡。我这个人脾气暴躁,外面对我的感觉很负面,很快就从高处跌下来了。经过这么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年纪也更大了。如果现在让我再来一次,我一定会Handle得很好,起码我经过了一段缓冲期,慢慢地一点一点这么上来,可以让我习惯,控制和适应,不会好像以前那么疯。

  比起当年拿影帝的时候,现在的自我感觉好多了,可能是自己舒服多了,其实人只可以改变自己,不能改变世界。我转乾坤,非乾坤转我。

  我从来不是那种别人赞美两句就飘飘然的人,但分别是,以往当我听到赞美声,我会感觉讨厌,而现在我会欣然接受。讨厌的原因是发现赞美我的人并不Qualify(够资格),说你做得好甚至又说你好靓仔呀,我想问,那有什么值得高兴?也想问,对方凭什么赞我呀?

  但现在的我会懂得欣然接受,因为我现在已经放开了好多,而且也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人家赞你不过就像大清早跟你说句“早上好”.你犯不着反咬人一口吧?

  如果要说,这次给我一种有运气的感觉。上回拿影帝,我可不感觉自己有运气。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有运的人,但运气真的重要。我对运气这回事有自己的定义,譬如有人在背后Backup(支持)你呀,有个好的老板,有一班在身边帮你的人。运气,多少是有点不劳而获的意思。你如果付出半斤不过拿回八两,那可谈不上运。

  因为有运,你会有真的选择,就是说你所选择的会对你有所帮助,有些人选择不少但那些选择没有带来帮助,根本就不是运。有运气的时候,人人对你誉多于毁,这也是运气吧。我们这一行,很多人可以有名,但未必有运。

  我只能说,未来就是做好自己要做的,小心应付,步步为营吧。

  【后记:爱书的黄秋生】

  好友开书店的,一次,某电视剧集因拍摄关系借用她的场地,是以,她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黄秋生,她形容,黄步入书店第一刻,就大大声说了句粗话:“仆街(约等于内地人们常常说到的“他妈的”、“该死”之类,乃港人常常用到的粗口语助词之一).来书店拍片,即便叫我一定要掏钱买书。”是的,那次,他买了一本有关苏维埃共和国的政论历史书,一本向来乏人问津的书,因为这个动作.叫未曾看过一部黄秋生电影的她也时他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她说:“黄秋生呀,人家一叫camera他就入戏、眼神很温柔呀!”她还记得黄秋生称赞她在书店煮的咖啡,他,连喝了两杯。

  今天跟黄秋生访问,他说,他的确嗜书。任何题材内容,文史哲政治甚至各种工具书,他都好奇,想如想看。

  相反,他对不看书的同行满口怨言:“我经常说,香港有些做十年演员的很多都不识字,不看书,加上有些‘烂片’根本没有剧本,于是这些演员大抵十年就变了文盲一个。演员本来是做文化工作的,你说多可悲?不要说哪个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连哪个是大仲马、鲁迅都更加不懂,你问他们《资治通鉴》,他们就问你是否马经!”

  是的.黄秋生就是那种会看《上海宝月》《指环王》《哈里波特)、《恶童三部曲》《废都》、棋谱等等的读者,他看的书多,也杂、有思考有批判。正如他会说卫慧的私小说也不是太赤裸,贾平凹的《度都》那“下删千字”如何令他看出火来,爱之深责之切,一直在他对香港对电影对书本对同行对世界的执着中,看到正如他说,他从未迷失过,永远有自己的坚持。

  黄秋生眼中的7个导演

  杜琪峰:“我在电视台已经跟他认识,多年来已很熟悉他的风格,事实多年来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大家关系亦师亦友。”
刘伟强:“他不太跟我说怎样做,我也不太理他怎样拍,但就已经可以了。”
  张艾嘉:“我很感激她,是她让我拍到像[想飞]中那么好的角色。而且,跟她合作很舒服,我想与她合作,而且相信很快我会在她的电影中演一个小角色,说真的今时今日我不会再考虑一些小角色,但因为她的缘故,我接受了。”
  陈嘉上:“他是一个比较学院派的导演又或者说有很浓的文化人特质,于是会想很多很多,每拍一部电影前都做很多资料搜集,也要很肯定一些地方才会去拍,绝对不是一个快枪手。”
  邱礼涛:“我们两个人都很贪玩,有种无政府的感觉,又有点反社会,这大概也是我们相似的地方,于是一旦台作会很好玩,出来的东西又往往带点黑色幽默。”
  许鞍华:“她仍然是香港导演中的一位大师,她往往有自己的话要说,拍出来的电影又有自己一套的风格,言之有物。”
  张彻:“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好犀利、直接影响中国的电影,近日我买了他很多电影看,我想,我是绝对受他的电影影响成长。”

转帖:陈丹青谈电影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84 comments »

晶报:我知道您非常熟悉中外电影史的经典作品,也见您在很多场合下谈论电影、电视剧,这次很想和您系统聊聊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和理解。您似乎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特别推崇?
  
  陈丹青:三十年代的导演未必就比现在的导演更懂电影文化,他们都有一种非常健康活泼的幼稚,对电影的理解和实践非常直接,没有教条,没有扭曲。那个大时代对了:左翼美学,浪漫主义,新文化运动,当然,还有天然的市场意识——二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一上来就是市场规律说了算——民国导演的身份、经历、体验、语境,都是对的,天时地利人和。
  
  晶报:可后来内地这块中国电影的传统断了,到香港去了。
  
  陈丹青:上海诞生了都市电影,五十年代拱手转给香港。“文革”后,第五代开了个新方向,第四代被忽视,很尴尬。第四代是1964年、1965 年左右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导演,可刚出炉,“文革”开始了,十年荒废。他们的历练、学养其实比第五代深,但他们把上一代电影美学带到 “文革”后,才玩了几把,第五代就起来了。其实第四代几个电影都蛮好的,比如根据贾平凹小说改编的《野山》,还有《人生》,我很喜欢,《沙鸥》、《青春祭》、《北京你早》也好的,拍得正派,一五一十说故事。
  
  第四代上不比第三代,下不比第五代,夹在当中,怀疑自己到底对不对。八十年代谁都恐惧自己落后、不正确、不现代、不够世界性。第四代在当时多少有点过时了,索性老老实实走老路子也好,可是怕落伍,其实真能跟谢晋那么拍,也牛啊!
  
  晶报:正如您说的,艺术创作,有一股坚持自我和自信的“流氓气”很重要。第五代崛起,就正是因为他们在电影美学上的大胆变革。
  
  陈丹青:第五代崛起既不是大胆,也不是创新,而是“文革”太荒凉,一结束,他们赶上好时候——第一拨。所以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我跟他们同龄嘛,要是我现在画出《西藏组画》,谁会留心?第五代虽然最早在国际上拿奖,其实在电影意识上到很晚才比较国际化、比较靠谱——他们到中年才明白电影就是票房,是娱乐,此前都把电影当成很严肃的文艺问题,当成大字眼。我们这代人全这样,我到现在改不了。
  
  但这也很难怪,八十年代中国哪有什么市场机制市场意识,任何文艺作品的推出方式是自上而下,跟以前差不多。到九十年代末市场议题铺开了,第五代开始拍大片,无论如何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商业意识,大趋势对的。他们是先烈嘛!我不批评大片,中国大片的问题是推销方式,是扭曲的市场,大片本身没错,才刚开始拍,你指望他能怎样?咱们总得感谢先烈,它先把自己给毁了!
  
  第五代毕竟促成了转型,不然中国电影还是二战前后世界电影的老模式。但他们一直很难摆脱自己的问题:不善于叙述,对电影的理解太偏重影像,而对影像的细节又不敏感,不到位;我们这代所有作品背后的那个底子,还是无产阶级美学观,乍一看好像份量蛮重的样子,迷恋悲剧感、大事件、大道理,肤浅的哲学观,玩深沉,弄得愁眉苦脸的。但第五代有几部很好的,《秋菊打官司》、《蓝风筝》,还有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她拍出事闯祸的感觉特别好。
  
  
  晶报:到第六代,又显然与第五代是截然不同的气质,第六代开创了独立电影的概念和运作方式,电影里开始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您对他们的整体出现、作品整体体现出的美学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怎么看?
  
  陈丹青:从张元开始,私人经验进入电影,早期像《妈妈》、《儿子》,包括《东宫西宫》,都好的。后来的《绿茶》、《看上去很美》,好像不如前面的。他本来可以弄得像蔡明亮,但张元是伤感一路,蔡明亮的基调是绝望,拍那么私密的个体经验,却有强度有深度。
  
  娄烨好像比较凶猛,至少他希望凶猛,《苏州河》有点感觉,还是有习作感,力度出不来。他不满足仅仅是私人经验,想找那种有痛感的,要爆发但爆发不出来的感觉。
  
  总体说,第六代欠缺野心,第五代又野心太大。贾樟柯不是第六代,年龄更小,他的秉赋内在凝练,对文学的把握比其他人强很多。他懂得同情和尊严,但不伤感。他一出道就接近侯孝贤一路,味道正,意大利人当年就是这样处理城市与人的败落题材的。他迷恋布列松,起点和趣味比第五、六代高。
  
  我到纽约后听说第五代起来,很期待能看到像贾樟柯那路电影,结果《黄土地》刚开始就一八路军,一陕北女孩,我一看,还是革命电影老符号,我宁可看老革命的老电影。
  
  谈姜文和冯小刚
  
  姜文无疑是这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中国电影向市场转型,冯小刚居功甚伟。顾长卫被忽略了。
  
  晶报:中国当代电影人里,至少有两个人不太好划归到哪个代里,可又不得不提。一个姜文,一个冯小刚。按您的分法,都还是有“流氓”气的那类人。
  
  陈丹青:姜文无疑是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创俩纪录:一个是“文革”的质感终于拍有一种生气!其他“文革”电影总是概念,不对。一是抗日战争的质感对了,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日常关系,那种悲剧中的喜剧感和荒谬感,那种生猛,感染力……第五代在寻找电影,想象电影,姜文直接给你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没前两部成功。才华、张力、激情,都还在,几个片段也很精彩,但可能他太久没拍电影了,太当回事儿了,用心太重,前面两部多流畅。我也老吃这种亏,太存心太使劲的东西,结果没弄好。
  
  创作应该跟拉屎一样,别管那么多,刘小东他不管,画了再说,画着画着,忽然有一张特棒!要保持做,但电影不像画画,太难了。
  
  可是姜文哪怕小制作,游戏作品,也要保持做。他可能上了我们这代人的当,要牛逼!要重大!他绝对有才华、第一流,可“太阳”有点拧巴,至少我没被骗进去,“阳光灿烂”我看一分钟就给骗进去了,那是九十年代最精彩的电影。
  
  姜文有流氓气,但他其实很细腻很敏感的一个人,有知识分子倾向,他对音乐超级敏感。以我跟他接触,他想做有教养的绅士,只是模样摆脱不了银幕上那个硬汉。
  
  晶报:冯小刚呢?怎么看《集结号》?
  
  陈丹青:我佩服小刚,江湖流氓!他一上来就走大众路线,抓票房。中国的坏习惯是你弄艺术,你牛逼,你玩通俗,你就低一档——完全胡扯!没这回事!美术史绝大部分经典是订件,是活儿。他没有书生酸气,推动中国电影向市场化转型,小刚居功!电影本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贺岁片一年一年拍,瞧着就越来越会拍了,然后他知道贺岁片老路子看烦了,就换汤药。
  
  我喜欢《集结号》,内地战争电影美学跨一大步,真实美学,子弹怎么打进去,血怎么喷出来,那个脏啊,血腥啊!虽然学斯皮尔伯格还没学到位,双方火力的方位、距离、切换,还不精确,对话也还有概念,但这一步终于走出去了。第二,这部电影的主题不是战争,而是战后待遇的问题。他将那种非常残酷的不公正和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搅拌起来。
  
  小刚是个狡猾的人,电影必须狡猾。
  
  晶报:还有其他您佩服的电影人吗?
  
  陈丹青:当然有啊!顾长卫被忽略了。圈子里被高度关注的作品,往往并不怎样,好东西真的出来,又不太被关注了。八十年代我期待第五代的电影以为是《孔雀》、《立春》那样的电影,结果到新世纪才出现,想想也是,成熟需要过程。很久很久没看这么感动的电影,勾起我所有知青时代的记忆,那才是真的中国,早该有大量这样的电影。顾长卫已经懂得用荒谬和喜感表达哀痛,那种自卑,萎琐,疯狂的向往。
  
  我看了不断暴笑不断流泪。王彩玲的造型简直经典,太难忘了,欧洲人懂得这部电影,中国观众从来不喜欢赤裸裸的真实。文艺人喜欢,可是文艺人在中国就像王彩玲和那位同性恋在小城里一样孤立。那位同性恋只有几笔,写得好,演得好,处理得好,全片靠他提升到电影的世界性境界:在监狱里他踮起脚来,然后双手伸给狱警,等着戴手铐。
  
  谈艺术与时代之关联
  
  理想主义时代在全球范围结束了。消费时代不出英雄。中国的问题是双重的,一个是商业化逼上来,一个是体制中的老疙瘩。
  
  晶报:您之所以这么赞扬“流氓”,是因为觉得现在大家都太乖,我看您和韩寒在《零点风云》里有言:上海现在太乖了,其实上海人从前很不买账的。显然,“太乖”在您看来已经是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现象。从艺术创造层面来说,为什么现在的时代这么不培养“流氓”?或者说,不容易出大师了?
  
  陈丹青:全世界的问题是商业化。过度精致的、体制化的商业文明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好的那股势头。费里尼、帕索里尼、贝托鲁奇、安东尼奥尼,这样的大虫现在没有了。
  
  理想主义时代在全球范围结束了,消费时代开始。消费时代不出英雄,不会有疯狂的艺术家,各种经验越来越平面化。它会出一些干净的作品,很好玩,但命根子短。中国的问题是双重的,一个是商业化逼上来,一个是体制中的老疙瘩。
  
  改革越深入,难度越大。譬如电影分级制一旦实行,不是问题解决,而是问题刚开始。你一分级,小电影怎么办?成人杂志能不能上市?然后成人业又怎么办?太多问题跟在后面。电影局官员也在尝试改革、改进,可走到边上了,跨不跨过去?
  
  相对西方阵痛式的改革疗法,中国人懂渐进,审慎,这么大国家,是对的,不能急,可是文艺创作受牵制。你怎能要求天才“渐进”?“审慎”?
  
  我沮丧什么?就是我发现那么多年轻艺术家,聪明,有前途,赶上好时候,可就是野心太有限,野性太少。能成功、能卖几个盘,开心死了。我所谓的 “野心”不是指拿大奖,而是要做大事,做英雄。理想主义包括英雄情结。现在的年轻人终于有了空间,可能性应该比我们大多了,可是不疯狂,不拼命了。

转帖:分享電影夢─溫德斯、侯孝賢 對談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评论关闭

吳重寬/記錄整理  (20081113)

溫德斯:你拍片的慾望就像是一根蠟燭,你把這根蠟燭點燃了就是你想要拍的那部電影,你必須將它傳遞下去,把它傳給攝影師,攝影師他再傳給演員,或是傳給配樂家、剪接師、製片、發行商等等。而你是一開始有拍片這個想法的人,你必須確定燭火不會熄滅,但你也不能把這個任務扛在自己身上,你必須傳遞下去。

 侯孝賢:那不管你怎麼想像、怎麼變形,最重要的就是從現實著手,現實絕對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實是觸動你整個想像和表達方式最重要的一個元素。電影基本上就是再造現實,其他無所謂什麼形式不形式,只要一直做總有一天會發現,Just do it!

 因為兩位導演都曾到過不同的地域去拍攝過電影,主持人陳儒修教授便問兩人是如何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和不同的文化來進行創作。
 瞧看別人怎麼生活

 溫德斯說他是有這樣特定的性格,從他三歲開始,他最大的慾望就是離開他的城市,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別人是如何生活。地圖是他最喜歡看的東西,他會看著地圖然後幻想他沒去過的地方會是什麼樣子。溫德斯說如果他出生在電影尚未發明之前,他一定會成為一個繪圖師。

 面對一個陌生的城市,他會試著去找出那裡天氣、食物、交通、聲音等等是怎麼一回事。除此之外他就是隨便走走,但是不能夠和在地人一起走,不然永遠沒有機會去了解那個城市,你必須靠你自己去挖掘和尋找。他說其實住在當地的人對自己的城市並不了解,就像很多台北人從沒上去過101、很多紐約人沒上去過帝國大廈、很多巴黎人沒上去過艾菲爾鐵塔;佔領著城市的人對城市的了解反倒不如一個明眼的外來者。但是溫德斯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拍一部介紹外地文化的電影,他都是拍一個訪客眼中的城市,就像是「里斯本的故事」的德國收音師那樣,有趣的是,這和侯孝賢「咖啡時光」中替火車收音的淺野忠信有微妙的相似處。

 乘坐車船走馬看花

 侯導說以前他是不可能到國外去拍片的,因為他的英文不夠好,不能用英文思考就不可能抓住國外生活的細節,他就沒辦法呈現在影像上。

 侯導接著說他有個習慣,就是一到外地就會坐上大眾交通工具,一坐就坐到底。像是去香港就坐電車,到了終站再改搭船坐到對岸。第一次到風櫃也是一樣,當時侯導是去看王菊金導演拍片,他一坐上公車就坐到了底站,也就是他之後拍「風櫃來的人」的地方。在東京,侯導說他最愛坐山手線,因為它的路線是個圓圈,可以隨時下車逛逛再走,如果走累了想休息就坐上去,還有冷氣吹,睡個一、兩個鐘頭再起來也沒關係。

 至於在日本拍片,侯導說他是先從演員角色開始著手,從他的日本朋友身上找模型,例如他一個常常泡咖啡廳的好朋友。有了原形之後再去想角色的職業背景,再去想他會住在哪一區,然後就在那裡租了一棟房子,研究角色處在這個地方會有怎樣的作息習慣,把這些全部弄清楚後,你才會知道這個角色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出現在這個地點,身為導演你才能夠作判斷。

 至於巴黎,侯導說雖然他常去坎城,但會順道去巴黎的機會其實很少,到拍「咖啡時光」的時候去不超過五次,而且都是短時間停留。所以侯導還是照他一貫的方法:先找到演員,然後設計角色。侯導先是找到了茱麗葉畢諾許,然後從他的公關朋友和他的製片找到靈感,像是片中的西蒙就是他那位公關朋友的小孩,公寓就是他製片的公寓。當侯導把製片的公寓附近摸熟了之後才回去開始寫劇本。

 但是在寫劇本之前,侯導說他會看很多書;平常他也會把看到感覺不錯的雜誌剪下來或收起來。像是「咖啡時光」中一青窈的角色,就是從報章雜上得到的靈感,也是和小津所有電影的主題:「嫁女兒」,相互對應。

 到了巴黎也是一樣,侯導找到了兩本書,一本叫「左岸琴深」是講一個二手鋼琴。還有一本是「從巴黎到月亮」,在這本書中提到了「紅氣球」,於是他就把「紅氣球」找來看,看完覺得很有意思,就借了這個紅氣球,把它當作一個老靈魂來到現代。

 陳儒修教授提到兩位導演最大的共通點或許是在對小津安二郎的推崇上,希望他們兩人能夠談談小津。

 初見小「律」的電影

 侯導回憶起第一次接觸小津導演是在拍完「童年往事」之後,去南特領獎,現在的威尼斯影展主席馬可慕勒告訴他有個小「律」的作品一定要看看,於是他就去看了小津的默片「我出生了,但……」,看完了感覺非常過癮,後來回到台灣才開始注意小津的片子。不過其實在拍「風櫃來的人」的時候,侯導的助導就給了他兩卷小津的片子,但是那時候他前面看一看就睡著了,然後換一卷,感覺怎麼還是一樣的,根本一點印象都沒有。

 有許多人,特別是西方,甚至是日本都認為侯孝賢和小津的電影十分相像,關於這一點,侯導說他自己知道他的電影和小津根本一點都不像。侯導說他看過小津拍片用的分鏡手稿,裡面清清楚楚地記載了每一個鏡頭需要的時間、底片等等,那是他辦不到的。

 接著侯導談起小津的「家族演員」。「家族演員」的意思就是說這些演員都是固定的,小津喜歡用這些演員,因為他要的真實在這些演員身上絕對就能找得到了。而這種真實就是演員不用去演,只要站在那邊就OK的,所以說像是笠智眾和其他導演就沒辦法合作。但是如果有新的角色加入,整個電影的活力就會迸發出來,例如原節子是從「晚春」才開始出現在小津的電影中,就變成小津電影中的keyword。

 乍看很像其實不同

 2003年侯孝賢應松竹之邀,替小津安二郎冥誕一百週年拍攝一部致意的影片,侯導開玩笑說他拍攝這部影片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你們都認為我很像小津是不是?是很像,我拍給你們看。」其實侯導的意思是,只要看過「咖啡時光」會更清楚小津的電影,因為雖然他們兩個可能都是取材自生活,但處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樣,侯導認為他受到散文的影響很大,所以無形中表達方式會有所關聯,而且散文本來很多題材便是來自生活的片段和細節,是因為這樣他的電影才會感覺起來像小津。

 侯導又更進一步說,小津是工程師,每個細節都掌握的十分清楚,但是侯導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難以掌控的非職業演員比較多,可是他也不想去硬性規定,這樣演員演起來沒意思,他自己拍起來也沒意思。所以說雖然兩人都是從現實生活中找尋靈感,但是表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溫德斯先說他非常欣賞侯孝賢的「咖啡時光」,因為侯導喚起了小津的精神,但同時又非常清楚的表明了是他自己的電影,而且從「咖啡時光」中可以感受到從小津最後一部影片到現在所歷經的四十年時間。溫德斯又說,小津的電影有其時序性,可說是對日本社會變化的一個見證。

 角色宛如自身家族

 對於侯導說到小津拍電影的精確性,溫德斯也提到小津的攝影師曾給他看過小津自己發明的碼表,這個碼表可以同時看用了多少時間和多少呎的底片。

 溫德斯與小津的相遇和侯孝賢有些類似,他們都是在拍過四、五部片之後才看了小津的電影,而溫德斯是在紐約的戲院裡,有人跟他說你應該去看看這個日本晦澀導演的作品,在這之前,他從來沒聽過小津安二郎這個名字。當時他看的是「東京物語」,第一次看就連續看了四次,而那天改變了他的一生。這並不是指他此後改變了他的拍攝手法,而是在看過小津的所有作品後,溫德斯體認到電影的樂園是曾經存在過的。溫德斯看的小津電影並不是每一部都有字幕,雖然一句對白都聽不懂,但他卻能夠理解那些電影。而小津電影中的角色,就完全是溫德斯對自己家庭成員的感覺,小津刻畫的家庭關係更是他在德國電影、歐洲電影、美國電影中所沒看到過的。

 陳儒修教授最後替想要從事電影創作的朋友發問,想請問兩位大導對於有志拍電影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和忠告。

 再造現實不拘形式

 侯導說拍電影基本上就是一個技術、一門「技藝」,不要把它看的太嚴重,唯一的方式就是做,沒有其他的方式;光想是沒用的,就是做。你不停地做、不停地拍,你有一天就會完全清楚、完全懂,而且你會越拍越好。但是其中的差別你沒辦法控制,因為差別是你的成長期,你成長期累積了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你還要把它發掘出來。在年輕的時候,你完全不自覺你會有這一塊,那要在技藝成熟之後,你這個部分才能被呈現出來,而這個就是屬於你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

 你會去學別的、去模仿,這都無所謂,因為你慢慢做,做到最後你會發現電影其實就是攝影機面對著你要拍的客體上,就是你要拍的人或是景物上。

 那不管你怎麼想像、怎麼變形,最重要的就是從現實著手,現實絕對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實是觸動你整個想像和表達方式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電影基本上就是再造現實,其他無所謂什麼形式不形式,只要一直做總有一天會發現,Just do it!

 傳遞拍片理念燭火

 溫德斯說整個電影史就是一個絕佳的學校,「看電影」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雖然事實上你學到的根本很少,但至少也學到了一點。

 然後你必須知道擺攝影機是怎麼回事,還有在攝影機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是你想要捕捉的,而這個是讓人非常興奮的,溫德斯說他還記得當時他是有多麼興奮。

 溫德斯又說,他的畢業作品有兩個半小時長,那是因為他沒有捨棄掉任何一段底片。而在拍攝時候他會告訴演員一點想法,然後看他們在那之後會做些什麼,就算什麼都不做他還是讓攝影機繼續開著,直到底片用完為止。他從不說「cut」,因為沒人教他「cut」,溫德斯笑說他以為打斷電影拍攝是非常無禮的一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溫德斯提到的,就是身為一個電影創作者,你必須知道你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因為就算是一部短片,它的拍攝過程也有可能是非常長和困難的,你必須從一開始到最後都要知道你麼什麼要拍它。

 而溫德斯覺得最重要的一堂課是你必須要去「分享」,你拍片的慾望就像是一根蠟燭,你把這根蠟燭點燃了就是你想要拍的那部電影,你必須將它傳遞下去,把它傳給攝影師,攝影師他再傳給演員,或是傳給配樂家、剪接師、製片、發行商等等。而你是一開始有拍片這個想法的人,你必須確定燭火不會熄滅,但你也不能把這個任務扛在自己身上,你必須傳遞下去。溫德斯覺得拍電影最大的一門課就是要如何去做這樣的相互溝通。

《中时副刊》

转帖:李安的得奖,提名史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one comment »

1991年 推手
台湾金马奖评审团特别奖
亚太影展最佳影片

1993年 喜宴
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纽约反歧视联盟杰出影片奖
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4年 饮食男女
亚太影展最佳影片
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
入选美国《首映》杂志年度十大佳片
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嘎那影展导演双周开幕电影
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5年理性与感性
柏林电影节开幕电影 ,最佳影片金熊奖
美国金球奖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导演提名
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
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
美国导演工会最佳导演提名
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1997年 冰风暴
嘎那影展最佳剧本奖
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
纽约电影节开幕电影

1999年 与魔鬼共骑
伦敦电影节开幕片

2000年卧虎藏龙

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导演提名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 最佳外语片
美国导演工会最佳导演奖
〈TIME〉杂志年度美国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美国电影协会(AFI)年度风云导演
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洛杉叽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
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
全美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
多伦多影展“观众票选最受欢迎电影”
美国制片人工会最佳外语片
美国艺术院线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奖
纽约制片人协会终身成就奖
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嘎那影展开幕电影
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

2003年 绿巨人

2005年 断背山

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 金狮奖
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导演奖
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导演工会最佳导演
美国制片人工会最佳影片
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
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伦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洛杉叽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全美广播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旧金山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东南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美国西南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
全美国家评论会 最佳导演
MTV电影奖 Best Kiss
拉斯维加斯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
华盛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提名

2007年 色,戒

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 金狮奖
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7项大奖
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

转帖:贾樟柯与侯孝贤的对谈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383 comments »

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樟柯与侯孝贤的对谈

时间:2006年11月底
地点:台北诚品书店

《三峡好人》呈现了当初拍《小武》的能量

候:《三峡好人》跟纪录片《东》是不一样的?

贾:不一样。本来是先拍《东》,拍了十来天,又想拍故事片。

候:是因为接触到那地方,才开始有动力?

贾:对。因为拍纪录片的过程里,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好多剧情的想像。那地方、那空间、人的样子,都跟我们北方不一样,生存的压力也不一样。在北京或者山西,人的家里再穷也有一些家电,有一些箱子、柜子、家具,三峡是家徒四壁,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候:我想像中也是这样,先接触,之后开始有想法。我在《小武》里看到你对演员、对题材的处理有个直觉,那是你累积出来的,但《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着急了。不过到《三峡好人》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这反应呈现了当初拍《小武》的能量。你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小武》到《三峡好人》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到三峡之后,阳光暴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是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拆,把那城市给拆得消失掉。镜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大都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点着了。好像在创作上点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

候:所以创作光自已想像不够,还需要现实。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海上花》之后,我等于是等人出题我来应。应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想拍什么,也无所谓拍什么,但你有技艺在身、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人家给个题目,你就剪载这个题目。从创作上来讲,这阶段也满有趣的。

生命印记,讲出来就有力量

贾:在我学习电影的过程里,《风柜来的人》给我很大的启发。九五年我在电影学院看完那部片之后整个人傻掉,因为我觉得亲切,不知道为什么象拍我老家的朋友一样,但它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后来我明白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生命的印记、经验,把它讲述出来就有力量。我们这个文化里,特别我这一代,一出生就已经是文革,当时国内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传奇加通俗,这是革命文艺的基本要素。通俗是为了传递给最底层的人,传奇是为了没有日常生活、没有个人,只留一个大的寓言。像《白毛女》这种故事,讲一个女的在山洞里过了三十年,头发白了,最后共产党把她救出来……..中间一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都没有,跟个人的生命感受没有关系。但是看完《风柜来的人》之后,我觉得亲切、熟悉。后来看你的《悲情城市》,虽然“二.二八”那个事件我一点不明白,看的时候还是能吸进去,就像看书法一样。您的电影方法、叙事语言,我是有学习、传承的。

候:创作基本上跟你最早接触的东西有关,你的创作就从那里来。像我受文学影响很大,因为开始有自觉的时候,看的是陈映真的书。《将军族》、《铃铛花》、《山路》,讲的是白色恐怖时候,受国民党压制的人的状态,所以我对历史才产生一种角度、一种态度。但这时期对我来讲,过了。过了之后,我有兴趣的还是人本身。拍完《海上花》之后,我想回到现代,记录现代看人的角度,《千嬉曼波》、《咖啡时光》,到最近拍法国片《红气球》都是这样。

调节类型传统与抒情言志

候:近来我开始了解到,拍片除了兴趣之外,还有现实。现实就是世界电影的走向,这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究的不是说故事的from,是抒情言志的from,是意境,所以我们追求的美学跟现实中一般人能接受的东西不同。

贾: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从文明戏过来,中国人看电影的习惯就是看戏,电影是戏。一般普通大众看电影,戏剧性的要求特别高,戏剧的质量他不管,只要是戏剧他就喜欢,情节破绽百出他无所谓,只要是戏剧他就欢心。其他气质的电影很难跟这个传统对抗。

候:西方的电影传承自戏剧、舞台,这个传统太强大。就影像历史来说,默片时代还能突破戏剧传统,因它不需要对白,用影像叙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声音之后,电影回归戏剧,。连编剧都延搅舞台编剧人才,重心完全在戏剧性上。这种情势下,你可以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早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但这要让现代人理解很难,因为他们已受西方戏剧影响太多。现在是这种趋势,没办法改变。不过,假使你理解这个form,还是能在这里找到空间,去调节戏剧传统与抒情言志的比例,这空间基本上就是东西融合了。

用最简单的方法, 讲最多的东西

贾:我觉得电影这个材料也不断受到新发明影响,比如说DVD,电子游戏、卫星电视。像我看台湾的电视,觉得丰富多彩,有各种案件、政治人物的冲突,整个社会已经那样戏剧化了,你怎么做电影呢?好像没必要看电影了。但我看一些导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已的意识结合到类型电影里,把自已的东西用类型来包装。毕竟类型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欢迎的。

候:真正好的类型还是从真实出发的,最终要回到真实。

贾:我记得上次在北京,您谈到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最多的东西”。我自已的理解,所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众之间不必要的鸿沟。

候:对,就是直接面对。叙事的焦点啪嚓一下抓到,变成一种节奏感,反映你对事物观察的吸收跟反思。不过,我感觉“简单而深邃”很困难。简单,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时又意义深远,这不容易。

贾:简单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们看一九四零年代末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导演的作品,它们跟公众的关系就很密切,公众都很喜欢看,像《单车窃贼》这样一部影片,就证明公众接受的东西跟深邃内涵是不矛盾的。费里尼的《道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部分。但总体来说,我们对电影主题和形式的考量,是有太多迷雾在里面。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直接、简单的方法。

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贾:您怎么看台湾新导演的作品?

候: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确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知道得不是太多,不清楚自已的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位置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悍,随时会在形式、内容上受到影像传统影响。要是够强悍,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差不多是第五代导演开始转型的时候,在中国有很多纷纷扰扰的争论。那时在大陆,电影的文化价值被贬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就在强调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多少、产出多少。我觉得悲哀,因为一部电影放映以后,人们不谈那电影本身要传达的东西,都围绕着谈跟产业有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有主体”很重要,要有一个强大的自已,不被其他东西影响。电影最初就是杂耍,杂耍就要有游戏感,从事这工作得为快感,不为太多背后的东西,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像您刚说的,我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才又重新找回这种感觉。

转贴:阿莫多瓦谈自己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2 comments »

转/《当代电影》

译/傅郁辰

  我10岁的时候才开始看电影,因为在我们居住的村镇难得放映电影。60年代初我在卡赛雷斯上中学时,就能经常去电影院了。当时放映的是美国的喜剧片,弗朗克.塔什林或者布莱克.爱德华兹的作品,也有比利.怀尔德执导的一些影片。我很喜欢斯坦利.多宁的《在公路上的两个人》(1967)。我观看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崭露头角时的影片,有特吕弗的《四百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我还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伟大影片,有帕索里尼的早期作品,维斯康蒂和安东尼奥尼的影片。这些影片令我记忆犹新。上述影片中没有任何一部涉及我的生活,但奇妙的是,我感到它们所揭示的世界与我是那么接近。

  我高中毕业后到了马德里,想进大学读书,也想学电影,可我没钱上大学,而在前几个月佛朗哥关闭了电影学校。我的教育注定要从各个方面进行,但当务之急我得谋生。

  我到电影资料馆看书,并买了一台超8毫米摄影机,我的生活很充实。在电话公司里我很显眼,因为我留着披肩发,我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当时好像过着双重生活,上午我在电话公司工作,而下午则完全成为另一个样子。

  我在1979年拍摄《佩比、卢西、博以及不出众的姑娘们》之前,已拍过各种类型的超8毫米短片。实际上,从1968年我来到马德里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正在进行一次大的“地下”(underground)活动。“地下”的场面比现在更丰富多彩、更活跃。事实上,我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存在。很多人从事超8毫米的摄制工作,甚至包括一些协会、电影节组织的小组。特别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巴塞罗那,“地下”文化相当激动人心。在电话公司工作,下午或周末拍摄超8毫米影片的同时,我开始与名为“放纵的学生们”的独立话剧组进行合作。后来,在我的超8毫米影片中出现了“地下” 演员,但他们是真正的演员。我也参加话剧演出,在有些剧目中任男演员。在1977年拍摄的最后几部超8毫米影片中出现了几位以后在我的长片中扮演角色的演员,比如卡门.毛拉。我继续同巴塞罗那保持联系,特别是同一个“地下”造型小组的联系,他们有不少设计师,画连环漫画的人,比如马里斯卡尔,他们的成果刊登在《埃尔.比博拉》杂志上,这是近20年来西班牙最有观赏价值的一本连环画杂志,它至今仍然存在。有时,我为杂志写连环画的文字,还写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东西,他们都很喜欢。

  一帮人自愿与我一起拍摄了第一部长片,我们几乎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就连摄影师也是如此。我记得影片中的有些镜头把我也拍进去了,而且只拍了半个脑袋。我们于1979年开拍,1980年完成。我们是在筹到钱之后,利用周末时间来拍摄的,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拍摄工作相当混乱,我记得当时很失望,因为影片还差20分钟的长度才能完结,但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本想沿着布景边走边说,向观众叙述在布景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却无法拍下去。我的兴趣是讲故事。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是一所意想不到的学校。它让我毫无顾忌、自由地发挥电影语言……

  手段的匮乏反而给了你一种创作的自由,因为你别无选择。《佩比、卢西、博以及不出众的姑娘们》有着太多的语言上、形式上的缺点(我在宣传该片时就是这样讲的,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一部影片有一两个缺点,它算是一部有缺憾的影片,而当影片有数不清的缺点时,这些缺点反而使影片有了风格。

  当时,我除了受到“崩克”(Punk)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美国“地下电影”的影响,特别是保尔.莫里西的早期影片和约翰.沃特斯的《粉红色的火烈鸟》。与保尔.莫里西不同的是,我的影片很少有纪录性的、心理学的东西,而虚构的元素却非常重要。《佩比、卢西、博以及不出众的姑娘们》让我感到是贴近“波普”(Pop)风格的练习。70年代的“波普”很平庸、苍白、肤浅,比如理查德.莱斯特的早期作品,以及弗兰克.塔什林导演、托莉丝.戴伊主演的表现美国家庭主妇生活的喜剧。我在拍摄《激情迷宫》时就涉及到了这种形式的“波普”。

  《激情迷宫》是我为自己拍摄的影片写作的第一个剧本。尽管这是一个纵横交错、人物众多的故事,但写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困难的是要亲自拍摄。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绝对是一名新手,因为我只有拍摄超8毫米和一部长片的经验),要拍摄一部像这样荒唐、狂热的喜剧绝非易事。拍荒唐喜剧需要娴熟的技术,因为剧中人物多、动作又很快,有许多平行的动作,需要高明的叙事节奏,需要一种设定好的、镜头内部节奏中的节奏。这对一名新导演来说是非常棘手的,有些要靠经验。我现在认为,我当时并不具备执导这类影片的条件,但是我拍了。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迷宫》是极少几部我认为还能够拍得更好的影片,当然我指的纯粹是技术方面。

  我之所以写《激情迷宫》的剧本,原因之一就是想展现马德里是全球第一城,是一座人人都想来看一看和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城市……同时也讲述一对年轻恋人发展他们关系的困难。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两个人的性行为太相像了。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演绎到《斗牛士》中的一种理论,就像该片的女主人公讲的那样,他们两人属于同一种类型,因而决定他们能相互理解。

  《激情迷宫》几乎与我后来发展的题材相差无几。此外,它还对1977―1983出现的、被称为“Movida”的黄金时代有着附加的意义。该片几乎包括了被称为“Movida”潮流的全部代表性人物,他们是一些画家、音乐小组等,后来他们都取得了成功。影片也标志着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和伊马诺尔.阿历亚斯走上了影坛,现在他们已成为西班牙两位最伟大的男明星。

  《激情迷宫》的故事纯属虚构,可以说是一种虚构学,但它具有社会的景象,就是因为展现了当时的马德里。我认为这正表明了我的影片的特点:故事是虚构的,但我叙述的故事越是虚构或越是非理性,我就越争取使其更为贴近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我使用的武器是对白和表演的方式。

  《我为什么命该如此》在混合的类型里,重现了我十分喜爱的一种叙述方式,那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我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情节剧的一个细枝部分,即往情感中注入宏大的社会意识。另外,我去掉了情节剧中最为虚假的部分,使之与现实结合。在该片里,我舍弃了新现实主义中充满伤感的元素,而代之以黑色幽默。尽管这是一个正剧性很强的悲哀的故事,但几乎整部影片都像是喜剧片。这种幽默与戏剧的混合是道地的西班牙式的处理。西班牙人用幽默来抵御他们的恐惧,抵御让他们受苦难的事,乃至抵御死亡。尽管影片充满幽默,但我有意不让卡门扮演的人物幽默。卡门十分明白这一点。她总是处在欢娱的环境中,不受影响是很难的,要把握得极有分寸,绝不能被感染。在讽刺性的影片中,她扮演的人物是很难把握的,需要高超的技巧来平衡。事实上,卡门.毛拉扮演的家庭主妇很到位,就像安娜.玛格那尼和索菲娅.罗兰扮演的那种类型,蓬头垢面、身边一大堆烦心事,整天大喊大叫。

  我创作道路的第一阶段确实颇受美国“地下电影”的影响,受约翰.沃斯特、莫里西、拉斯.迈耶及所有属于“瓦霍尔制造厂”(Warhol Factory)的人的影响。还受英国“波普”、理查德.莱斯特、摄影师威廉.克莱因等人的影响。我记得《鲍利.马克,您是谁》就是一部关于时装的精彩影片。

  60年代盛行的“波普文化”哺育了我。对我来说,“波普”就是斯坦利.多宁的《天使的面孔》,它犹如一部百科全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欧洲电影运动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奇怪的是,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受“新浪潮”电影影响最大的却是美国人。我对那一时期的电影也很感兴趣,《筋疲力尽》就是其中的一部主要影片。我特别对美国影片感兴趣,像希区柯克的《眩晕》。同时我也很喜欢在“新浪潮”电影之前一个阶段的法国电影,像雷诺阿、雅克.贝盖尔、乔治. 弗拉和克鲁佐的作品。费解的是,有些我十分喜爱的事情并没有对我产生影响。美国“黑色影片”和西部片是我钟爱的类型,但我没有进行这种类型的创作,也没有在我的影片中特别出现,只是在《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中出现了《荒漠怪客》(由尼古拉斯.古执导)的片断。在《基卡》的出现了约毖夫.洛塞执导的《流窜抢劫犯》中的一个镜头。在我的影片中出现了其它的电影类型,不是因为我是个电影爱好者,也不是因为我是那种善于引证其他创作者的人,我认为我的影片是极为独立的。其实也可以说我是个贼,我借用了某些影片的片断来活跃我的作品。当在我的影片中出现了别人的影片片断时,这并不是对其尊崇,而是一种剽窃。我偷了它,让它融入到我写的故事中,因而出现了一种活跃的方式。而尊崇终究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一些影片为我所用是为了解释人物。我把自己看过的影片变为我的经验,因此,也成为我作品中人物的经验。
  我和广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我看广告时特别开心,另一方面又真怕每天都让我看广告。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人能说这一天他没在电视上或其它地方看到广告。广告犹如上帝和恶魔一样,他们无处不在。广告的类型就像电影的类型,令我感兴趣,因而我刻意在自已的影片中加入广告。我清楚,孩子们在看广告时不把它当成广告,而是作为讲述的故事。我对讲故事的广告十分喜爱,其原因绝不是它要促销某一商品的动机。广告是一种对荒诞、幽默、超现实主义敞开大门的类型,所以我对广告感兴趣,并把它看做小电影。广告像电影的类型片,我对此情有独钟,因而我在自己的影片中总是加些广告的镜头。另外,我的影片是极为都市化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家庭中,而广告犹如城市生活中的部分家具,成为我讲述的故事所需的部分道具。

  我很清楚我的产品是属于市场,所以我尊重市场规律,我利用广告作为宣传的最重要的手段,这也使我感到有些矛盾。

  《我为什么命该如此》是我唯一一部可以看到自然主义意图的影片,是我拍过的影片中最具社会性的影片。一般来讲,我要抛开自己周围生活中的人物,而这次却是讲述某个具体社会阶层中的一位受害者。这种揭露对我是重要的,因为我所讲述的阶层也是我所属于的阶层。尽管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但我从未忘记过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在生活中有许多场合我要与颇有权势的人交往,从思想上来讲,我并不感到高兴。此刻我的心会收缩起来,我又成为一个面对敌对势力的穷人家的孩子。我认为不忘自己的出身、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是十分重要的。《我为什么命该如此》就涉及了我的家庭。琼斯.朗波雷阿维扮演的角色就是取材于我的母亲。影片中卡门.毛拉穿的衣服除了我妹妹的,就是我妹妹邻居的,我以为这是影片最基本的。影片拍摄的地点也很重要,佛朗哥以为这些区域对无产者是够舒适的(房屋是佛朗哥主义盛行时期的佛朗哥政府建造的,当时宣传要建造宽敞的住宅,实际上对劳动者来讲却像是墓穴)。这个地方被称为蜂窝,是无法生活的地方。我在电话公司上班时,坐环线车经过M-30区,我总是盯着劳苦大众区的那些楼房。我心潮起伏,仅从外表看楼房是那么高大,就像在我的影片中出现的那样。

  尽管《斗牛士》讲述的是诸如性快感和死亡的具体题材,但它是我的作品中最为抽象的影片。在我的所有影片中,它最远离自然主义,或者说远离客观现实。我原来想把影片拍得像一种寓言,两个主角是那种只有在神话中才有含义的英雄,因为他们意味着一些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我要让观众认同在此背后的与情感、心灵、爱情和死亡有关的想法,而不是认同两个杀人犯。谈《斗牛士》并非易事,因为实际上要谈的是人物所代表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真的干了什么。我认为《斗牛士》是我作品中最为浪漫、也是最感失望的影片。除了爱情故事之外,该片中含有上千种元素,如:斗牛是我们文化中最为独特的元素、是最具代表性、也许是最神圣的。西班牙人尊崇斗牛领域超过了宗教领域,因而,该片在西班牙的放映效果并不好,这让人感到心寒。我讲述的是一种颇为神圣化的东西,讲到了在一场斗牛中的情感和快乐,这是一个禁忌的题材。除此之外,死亡与性快感的关系也是一个主题。它们是以极为抽象的方式出现的。在影片中出现的两个不同的母亲代表了两个西班牙。琼斯.朗波雷阿维扮演的模特的母亲没有性偏见,代表了自由的、现代的西班牙。另一位是由胡列塔.塞拉诺扮演的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母亲,则代表了西班牙丑恶的一面。她是害人的母亲,也是使儿子精神变态的根源,代表了西班牙宗教教育中的坏东西。事实上,我在拍《斗牛士》之前,先写了《欲望的法律》的剧本,两部影片时间上相差不多。而且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表现在题材上。《斗牛士》以十分抽象、隐喻的方式具体涉及了性快感。而《欲望的法律》讲述的欲望也是很抽象的,但它是以更为具体、更为现实的方式来表现的。我认为,这两部影片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不同的两面。我特别愿意准确地记住《欲望的法律》,因为在我的影片和我的生活中,它是一部关键的作品。从我的欲望的视角来看,它同时涉及了很艰难的、很人道的东西。

  《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像其它影片那样,是一部极为个人化的作品,只是我偶然地选择了更为直接和更为大众化的类型,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该片讲述了男人的负面和他们给人造成的痛苦。该片有时尊重喜剧的规则,而有时则绝对不尊重。布景、戏剧的设计是喜剧,表演也是,演员们说话速度飞快,好像他们的讲话没经过任何思考。可有时叙述又脱离了喜剧的规则。例如:在配音室配音的那场戏中,我拍了麦克风的特写,而喜剧片几乎不会如此。喜剧片用的基本是大中景和中景。我在该片的设计上并没有尊重喜剧模式,可能是因为我用类型不遵规导矩,也是出于我要把那些更为戏剧的东西具体化的原因。影片的结尾是喜剧片的典型,但在配音室那场戏里,音调却不同,我确定了这个男人声调的重要。就是这个声调令各种各样的女人痴迷,还是这个声调,让他的女人从神经病中清醒过来。

  西班牙的文化是很巴罗克式的,但我的出生地拉曼查文化却不尽然。我发挥色彩的活力是反抗那种朴素,是我对拉曼查那种可怕的简朴的一种斗争方式。我的色彩可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种自然报应,以抗议它让我母亲一生都得穿黑色衣服。尽管我出生在卡斯蒂利亚,但我成长的时期是60年代,那是“波普” 诞生的年代,发生了一场色彩爆炸。我认为这是导致我如此运用色彩的根源之一。同时,也与加勒比有潜在的联系,好似记起了我的先辈,西班牙的征服者曾到过那里。我也得知,我的名字阿尔莫多瓦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因为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民族曾在西班牙存在了不少世纪。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我对色彩的鉴赏力。我想使它更趋合理,在我骨子里有一种对色彩的自然倾向性。这符合我及我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很巴罗克式的,而这种色彩的爆炸对这些人物的创作与塑造是非常适合的。

  《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可能是比较完美的影片,我认为它的缺陷少。该片的主题(克服了我不想与原作谷克多的《人的声音》相符的阶段)涉及的女人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在这个世界,城市算是一种天堂,一切都好,人们和蔼可亲,宽宏大度,人们的生活与之相适应。产生紧张的唯一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男人们依旧在抛弃女人们。这是一个完美的喜剧主题,出租汽车司机像保护佩芭的天使一般迷人,药剂师也是个好姑娘。这是一种嘲讽,因为城市中的生活与此完全不同。若追根溯源,《基卡》也是这种类型的喜剧,但主题与《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是相反的。《基卡》中的人物生活在不折不扣的地狱之中,好像故事发生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总是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开始写下一部影片的剧本。《高跟鞋》的剧本是在拍摄《捆住我》之前写的,当时我头脑中只有女主角在电视上坦白的那个场景,这是我的基本构想。我总是幻想能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个场面,由于看不到,我便发展了这个场景。当我拍完《捆住我》,再拿起这20页稿子一看,我非常兴奋。我感兴趣的是,认识并且创造了一个敢于在电视新闻中直接坦白交代自己行为的性格鲜明的女性。我开始研究并写下去,然后就出现了开始时还没有的她与母亲的关系。

  在我的影片里讲述了构成我的生活和我的经验的一部分。我讲过,我是一名积极的观众,昨天看了《夜幕降临》,我把自己也看成是故事中的一员,我的感动是发自内心的。若是我也能拍这么一部影片,那我将感到骄傲。该片的故事中有我喜欢的所有元素:有女演员,有话剧作品,有女演员与话剧导演的关系,而女演员的情人也是演员,因而产生了很大痛苦。在《高跟鞋》中,当维多莉娅向她母亲讲述她们之间的关系时,她完全可以直接了当地谈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情况,但她却以《秋天奏鸣曲》为例来讲自己的生活。有人对我说,作为电影人,我不如过去那样冒险了,其实我是在其它领域用别的素材冒险。

  在拍情节剧的众多方式中,我挑选了最华丽的一种。我可以拍像约翰.卡萨维茨那种纯正的、最基本的情节剧,或是像道格拉斯.西尔克那样的情节剧。它不仅华丽,而且技巧也是那么有表现力,影片中的人物和对白都很生动。现在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美学,可我最感兴趣的是“好莱坞式”的……这种美学在《高跟鞋》中的运用是相当连贯的,这种表现技巧与主角是明星大有关系。故事和有些美国女明星的经历相似。

  如果拿《我的秘密之花》与《基卡》相比,可以说它们是不同的影片。《基卡》是一部多方位叙事的影片,而《我的秘密之花》绝对是一条线的叙述。《基卡》是一部涉及观念,而不是人物的影片,而《我的秘密之花》则是描写了人。《基卡》制作了全套布景,显示出了完美的技巧,我们看到的城市则是一种象征。而后一部影片是按自然制景拍摄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我所讲述的《基卡》的故事含有莫大的悲哀,而尽管《我的秘密之花》是个正剧,我认为我的立场和情感是乐观的。在《基卡》中有坏人,有真正恶魔般的人物,而《我的秘密之花》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好人,尽管他们有时笨拙、举止不当,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不良的意图。

  剪辑是我最感兴趣和最开心的工作。镜头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还表现在对白和表演的张力上。如:《基卡》绝对是一部节奏令人目不暇接的影片,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很短的镜头,以为节奏是以镜头的数量来决定那是荒谬的。镜头必须有自己内在的节奏。总之,每个镜头必须要叙述些东西,这是一部影片节奏的关键。我很喜欢剪辑工作,幸运的是我所有的影片都是我和剪辑师何塞.萨尔塞多共同完成的。萨尔塞多是一位优秀的剪辑师。他的作用就是进行特别的展开,我们称之为最后的提炼,也就是说,他要进行最后的细化,最终的修正。在这里,剪辑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当突然多剪掉一两个画格时,就会影响叙述的节奏。

  对我来说,如果在拍摄过程中不进行剪辑,就会像盲人行路。我认为整部影片拍完之后再剪辑,再看是否有问题就冒险了。在拍摄中进行剪辑,可以让你及时校正……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影片的节奏,以及拍摄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若你能真正意识到你正在干什么,那么你也定能看到影片的节奏。当然,这样做在拍摄过程中精力消耗很大,因为这是我最牵肠挂肚的时候。可在拍完之后,一切都能迅速完成了。

  我是用心灵为影片选择歌曲的,挑选出的歌曲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另外,也是因为它们能塑造我的人物。这些歌曲露出了影片的需要。在《基卡》以及在我的所有影片中,音乐所起的叙述作用是重要的。基卡这个人物有自己的音乐特色,安德雷娅是另一种,但她们都极具音乐的特色,我用的音乐很适合她们。我找到了曼博舞曲创作者之一贝雷斯.波拉多的一首鲜为人知的作品。在《基卡》中我运用了贝雷斯.波拉多的曼博舞曲,但它是很温柔的。我为了挑选《高跟鞋》的插曲听了很多歌曲,因为这至关重要。最后,我选了两首――《想想我》和《爱的年代》,我十分中意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两首歌在全世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寻找,而是一种冒险。

转帖:在街道大学校里——贾樟柯访谈录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one comment »

在街道大学校里
——贾樟柯访谈录
[法国]夏尔·戴松采访 单万里译

【单万里按】本文译自法国《电影手册》杂志1999年第1期,采访者夏尔·戴松(CharlesTesson)为该杂志现任主编。本次访谈的时间为 1998年11月25日,地点在巴黎,Juehua Yang-Soulier担任翻译。此外,同期《电影手册》杂志还发表了戴松写作的评贾樟柯影片《小武》的文章《爱与微笑的时节》。这两篇文章的中文载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编译参考》1999年第1期,其中《爱与微笑的时节》又载《天涯》杂志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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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松(以下简称戴):您是怎么搞起电影来的?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先学过一年美术,然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选择的专业是电影理论(1)。
戴:怎样才能进入这所学院?
贾:要经过三轮考试,先是观看一部影片,写一篇影片分析,然后是进行有关电影基础知识的考试,最后是写一个剧本。
戴:您分析的是哪一部影片?
贾:一部非常一般的中国影片,片名是《中国人》。后来老师告诉我说,我被录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这部影片做了很多批评。
戴:考试时总是放映中国影片吗?
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但是进入电影学院之后,我们也看日本电影、俄罗斯电影以及西方电影。
戴:为什么选择电影理论专业?您对学导演没有兴趣吗?
贾:北京电影学院名声很大,由于导演系招生名额有限,而且竞争十分激烈,为了保证能够考取,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们不大感兴趣的专业。在电影学院,除了各个系的专业课程之外,很多课程都是公共的。在公共课里,有关电影基础知识方面的东西,我们什么都学一点,包括导演基础知识。在报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当一名导演了。
戴:您一毕业就导演了这部影片,是吗?
贾:其实,我在离开电影学院之前三个月就开始拍摄《小武》了,尽管这部影片不是我学习期间的作业。我很高兴在离开电影学院之前就能开始拍片子。
戴:这部片子是怎样制作的?
贾:由我自己独立制作,它是一部作坊式的独立制片作品。这部影片是用16毫米胶片在我的家乡山西汾阳拍摄的,影片中的人物讲的是山西方言。
戴:中国的独立制片是怎样一种情况?
贾: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我参加了一个由拍摄短片的青年导演组成的协会。我曾经拍过三部短片,其中的一部在香港的一个电影节上获了奖。香港的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对我的那部短片很感兴趣,就给我投资拍摄《小武》。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人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利用政府财政资助之外的资金拍摄影片。以后,很多设立在香港的对中国电影感兴趣的私人公司都可以投资拍片。
戴:您拍摄《小武》的计划,如果是用政府的官方投资能拍出来吗?就算能拍出来,会象现在这个样子吗?
贾:1990年以前这类独立制作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审查机构的审查,尤其是资金方面的原因,在官方资助之外很难找到其它投资途径。1990年以后人们有了新的可能,不管在投资方面还是在选择主题方面。由于《小武》是由一家香港公司投资拍摄的,而香港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实行的是另外一套法律,这部影片的制作得益于这些条件(2)。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可以逃避来自大陆方面的审查。我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影片的题材,尽管直到影片最后制作结束乃至发行的时候,审查都始终存在。因此,现在许多中国导演都在寻找机会跟设在香港的公司合作拍片,以便利用这种表达上的自由,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图使中国政府能够在影片审查方面能有所松动。吕乐拍摄的《赵先生》也是利用香港资金拍摄的(3)。
戴:在这里,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些事件。随着香港回归中国,我们在为一种我们非常喜欢的、拥有优秀导演的电影担心。事实上,回归的临近所产生的结果是影片制作的突然下降,一些电影创作人员和演员去了美国。您刚才谈到的情况倒是与这种形势形成对比。如果说香港电影有理由对中国大陆表示担忧,那么大陆电影与香港合作则大有可为。看了您的影片,我感到非常高兴,为它的街道气氛、自然布景感到惊讶,长期以来,我们已经看惯并很快厌倦了中国电影中的某种学院派倾向,这种电影往往被艺术气氛美化,投西方市场所好。您的影片与这种历史和制作方法形成了断裂。同时,它也绝对没有在风格上听命于香港电影,尽管是利用香港资金拍摄的。这可以说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希望。
贾:我希望能够这样。我在28岁就能在香港回归之后的中国开始拍摄影片,与其它几代人经历过的事情相比,今天不少事情发生了改变。
戴:这部影片是在您童年时代的城市拍摄的,影片的主人公,也就是那个小偷的原型是您认识的某个人吗?
贾:在完成这部影片的构思之前发生了许多事情。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要拍摄一部《小武》这样的影片,只想拍一个表现一对年轻人共同过夜的短片。在拍摄这个短片之前,我回到了家乡汾阳,在此之前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去了。回去之后,我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被自己看到的事情所触动。这就是我拍摄《小武》的缘由。
戴:您说的变化,是指某些社会阶层的边缘化,使他们走向轻微的犯罪。
贾:我中学时的很多朋友都遇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纠纷,尤其是亲友关系方面的纠纷。他们与父母发生着冲突,或经受着夫妻之间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我发现,经济改革的浪潮确实冲击到了社会的基层。这种危机普遍存在,不少人感到失落,同时又在期盼着什么,相信会有某些事情使他们摆脱困境,我也处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中。我拍摄此片的初衷是想表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中国人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编写了电影剧本,在征得那家香港公司的同意之后,我就开始拍摄了。
戴:影片全部是在自然背景中拍摄的吗?
贾:是的,我坚持要这样做,因为影片的风格取决于这种选择。
戴:中国电影给我们的印象可是习惯在摄影棚拍摄的。
贾: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对摄影棚越来越没兴趣了。
戴:但这不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情况,他们两位是在西方最著名的中国艺术家……
贾:他们俩都是天才导演,但是从90年代开始他们的影片已经不是那么有趣了。
戴:在您看来是因为什么?
贾: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离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远。
戴:在影片的结尾,小偷被铐在街头,被向过往行人示众。这时,观众看他的目光,与影片中看热闹的人群看他的目光并不相同。
贾:尽管影片在表面上看很平淡,很生活化,其实在构思和制作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结尾,我想把观众转换成“被观察的观察者”(observateur observé)。人们最终发现自己处在小武的位置上了,与他的处境相同,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想使观众受到触动,以便每个人都能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使观众审视自己,反观自己作为看客的心态,以这种方式干扰了观众。
戴:您是怎样选择扮演小武的演员的?
贾:王宏伟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认识他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曾在我的一部短片(就是那部在香港获奖的短片)里扮演角色,他只在我的影片里扮演过角色。
戴: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自然”,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人物在想什么。
贾:这位朋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形体语言非常富有表现力,这在职业演员那里通常是找不到的。
戴:您对小武这么一个人物如此熟悉,是否由于某种共谋关系?为什么影片中受到批评更多的不是他,而是那些暴发户也就是那些有身份的人的罪行?
贾:我对这个人物寄予了很多同情。他是小偷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一方面他的谋生手段是触犯法律的,另一方面他又恪守着社会生活的某些原则和规矩,比如给朋友的婚礼送些礼物,对女孩有礼貌,端庄正派。这些人既有触犯法律的念头,同时又对某些社会程式非常敏感。很多人问我,这部影片是不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事实上影片讲述的故事与我的生活相差很远,但是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与我却很接近。
戴:您给演员塑造人物留下了很大空间,您对演员做该什么有没有非常精确的想法?
贾:我只给他一个总体想法,但给他的运动和动作留有自由发挥的余地。由于我们彼此非常熟悉,王宏伟知道我想要的东西,用不着多说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在总体构思确定之后进行即兴表演,至于对话,演员不必非得拘泥于剧本里写好的台词,只要主要东西表达出来就行……如果没有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戴:美发厅里的那场戏,偷苹果的场面,是剧本里事先写好的,还是在拍摄时临时想到的?
贾:是剧本里事先写好的,但作为非常具体的镜头因素的细节,则是在拍摄现场构思的。
戴:这部片子是不是由一个小型摄制组拍摄的?
贾:有三个人负责摄影工作,三个人管灯光,我是用感光度为500ASA的高感片拍摄的,这使我能够尽量利用自然光拍摄,街道的场面是用手持摄影机拍摄的。
戴:这部影片有没有向中国观众放映过?
贾:曾经在几所大学里放映过,但是没有公开放映。
戴: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有什么反应?
贾:反应非常不同。喜欢的人认为影片发现了非常接近他们的真实生活的东西,有些人不喜欢这部影片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这部影片在电影界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喜欢它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艺术家,画家,诗人,作家和搞音乐的人,这些人的专业跟电影关系不大。
戴:那些自认为代表正统电影观念的电影人对您的影片不信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贾:在许多电影人那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电影应该是被非常刻意地制作出来的,是被非常精细地加工出来的,而我的这部影片与这类观念不符。
戴:想使中国电影有所改变,尤其是力图摆脱某种传统的质量观念的束缚,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贾:我最近撰写了三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呼吁改变这种毫无生气的局面。90 年代以来,很少出现将事情推向前进、进行创新的愿望。倒是80年代比较活跃,那是一个有很多创新的年代。《小武》是一部小片子,但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表明,有些导演是能够在正统电影之外拍片子的。今天,那些获得过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感到了来自年轻导演的压力,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太舒服的建议。近年来出现的很多年轻导演都被那些很有地位的、说话很有分量的正统大导演所轻视。不管怎么说,主要问题还是大家都想能够继续在有利的环境下拍片子。
戴:您谈到青年导演,哪些是您熟悉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电影界非常重要的?
贾:张元,他导演过《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王小帅,章明,导演过《邮递员》的何建军,他们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们是1985年入学的,我是1993年入学。我跟他们不太熟悉,但我很喜欢他们的影片,它们都很有活力。今天,西安学派对中国电影具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越是投资大,越是有名演员出演,影片也就越被认为是重要的(4)。
戴:从电影学院出来的其它导演是否也拍摄您所说的非主流影片?
贾:拍摄《小武》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是那些以制片厂为基地的导演不一定能够做到的。在中国,电影形式的区别越来越大,电影导演之间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少,包括从电影学院出来的这些人。
戴:您了解香港和台湾电影吗?您怎么看待港台电影?
贾:港台的艺术影片很少在大陆影院放映,但是人们可以通过VCD(5)很快看到。我很喜欢蔡明亮和侯孝贤的片子。
戴:我们是否可以说《小武》跟《风柜来的人》比较接近……
贾:这是我很喜欢的侯孝贤的一部片子,它是在台湾经济转型时期拍摄的,这也是我拍摄《小武》时中国大陆的情况,您所说的接近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吧。
戴:在中国电影的漫长历史中,有没有对您来说非常重要的影片或电影艺术家?
贾:我很喜欢袁牧之的《马路天使》(1937),以及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北京电影学院系统地讲授中国电影史,我非常关注这个历史。我刚刚提到的《马路天使》,官方也非常欣赏,因为它是左翼电影,尽管我对它的艺术价值更感兴趣。
戴: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一种社会电影,但还不是宣传,非常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的影片与它们很接近。
贾:如果中国电影真的能够延续30年代的传统,而不是象后来那样被中断,今天的中国电影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戴:您对法国电影了解吗?
贾:我最喜欢的两位法国导演是戈达尔和布莱松。
戴:您在准备另外一部影片吗?
贾:我将在一月份拍摄第二部影片,还是在山西拍摄,这部影片讲述一位流浪艺人的生活。(本文原载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编译参考》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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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北京电影学院在文革期间关闭,1978年恢复教学,培养了“第五代”电影艺术家如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原注;(2)香港回归后的行政地位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原注;(3)吕乐的这部影片最近刚刚在“画面论坛”放映,获得洛迦诺电影节金奖(参见《电影手册》第528期)。关于中国及香港的电影审查,可参见贝里尼斯·莱诺发表在《电影手册》第526期上的报道。——原注;(4)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导演—厂长吴天明的领导下,于80 年代实现了向“第五代”电影艺术家的过渡。——原注;(5)原文为DVD,可能系作者笔误,因为DVD目前在中国还没普及。——译注

转帖“于冬 小成本电影的市场出路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17 comments »

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疯狂的石头》,我现在从投资人、制片人的角度来谈谈对于这部影片市场运作的看法。首先,这是一部具有非常好的投资组合模式的影片,刚才讲到这部电影在国内制作成本是130万,但其实还有刘德华投资了200万,影片总投资是300多万。这部电影投资预算是300多万,而在内地的只有100 多万的投资成本,这是这部电影能够进行拍摄、诞生的一个最关键因素。宁浩拿着这个剧本已经五年多了,我最早认识他是在2000年,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五年拍不成这个电影,就是因为这部影片最少要200多万的制作成本,而国内可能预见的收入就是100万多一点,卖电视台、DVD,影院公映的市场只能是奢望。而当宁浩找到创立“亚洲新星导计划”的刘德华做这个事情之后,有亚视的投资和内地四方源创公司周林出的100万,这个电影有了300万的资金,就可以去拍了。余伟国当时是监制,他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如果超过300万,我马上换导演。宁浩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去想象、去创作,他知道这部低成本电影不可能请什么明星,也不可能请很多人,于是他集中选择了重庆这个给人很多奇妙想象的城市,想了一个故事结构放进来。影片的创作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宁浩拿高清去拍,无需考虑胶片成本;时间也很宽裕;演员虽然不一定都是专业演员,但是他们有时间,不会像现在很多演员都是档期给你有限的几天,拍完就走,因此他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慢慢磨,慢慢讨论,慢慢研究,这个电影就是这样从容出炉的。

  由此,我就在想我们国内的低成本电影市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现在国内所承受的市场风险在哪里?我们可能就是100多万,这个市场可能就是100多万的收入。拿全国电影院线票房计算,去年影院票房收入20亿,今年估计会达到26、27亿左右,过去三年来 (2002~2005),全国电影票房每年以超过5亿票房的增长速度在增加。其中将有30%多回到制片方,所以对于制片方而言,整体上收入的增长差不多是 2亿左右。然而,我们每年在这个行业投入的资金是多少呢?先从产量来看,去年是240部左右,前年是200部左右,今年有望突破300部,每年国产电影产量都在大幅度增加。就按每部300~500万的制作成本计算,单在制片成本上,投资在这些影片上的资金就有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三年中,一共增加了591块新银幕,按平均1个座位1万元算,这就是5个多亿的资金投入,再加上前面说的大致16个亿的制片成本,这样每年资金总投入就大约有20亿左右;而每年最终票房只增加了5个亿左右,前面说了,所增加的票房中能回到片方手上的大概在2亿左右,然后再刨除全国电视台、DVD音像商购买国产片的收入部分,剩下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投入是在市场上,或是库存,或是积压,总之还没有变成价值回来。所以,这个帐一算,大家就有一个问题:现在一部电影的投资 300万也好,500万也好,现在影片资金回笼主要来自于哪里?电影频道。电影频道每年支持电影的收购资金差不多5个亿,就是买片所要花的5、6个亿。影片从票房回收的成本额是很低的,刚才提到的每年增加的5个亿票房收入中回到制片方手上的2个亿中,还没计算拷贝费、发行费、宣传费等流通领域消耗的成本。我经常讲现在每天都有片商在飞机上飞,我没有具体算每小时有没有人在卖片子,起码每天是有的。所以,现在增长这5、6个亿的票房,实际上是大量的资金消耗堆出来的。这个增长的幅度不够,我们成本代价就很大。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的“GDP增长”,目前来讲实际上是以过量的消耗投资成本为代价换来的。

  现在新片进入影院,头一天开两场没票房,影院马上就换新片。基本上就是处在浪费资源,浪费成本的状态下,包括张杨的《向日葵》。全国票房30 万下片,北京新影联5个拷贝,2万票房,这个片子的票房就可以低到这种程度,这即使是在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是不能想象,不能发生的。我们不是怀念那个时代,但当年《泰坦尼克号》产生3.6亿票房的时候,高军先生主导发行的《爱情麻辣烫》照样获得了2000多万的票房。当然,高总当年运用了各种市场运作手段来推动这个市场,如超前点映、双影城点映等,但现在没有了,大部分的拷贝,8000块钱一个,火了洗印厂。洗印厂生意却比以前好,因为有大量新片出来,而全国目前就剩下三个洗印厂,濒临关门的长春洗印厂现在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利润,达到了当时90年、91年的收入水平。而现在每周上三部新片,每天都有人在卖片,而院线基本是坐在家里,片子看都不看就排上去,一场没人看就马上下片,电影院也很现实。现在是全国前50家电影院的经理决定了一部电影的票房,而不是过去全国32个省电影公司发行科长。

  我认为这是很浮躁、很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它是一个过程。我一直在想中国电影喊了这么多年的“走出去工程”,但在操作中是否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律,应该找到它的规律,我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要走“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疯狂的石头》概念:国内只能承担影片总投资的30%,最多50%,那剩下的钱从哪来?就是华语地区其他市场,如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录影带、电视台。国内三分之一有把握的回笼渠道也是电影频道、DVD。像《疯狂的石头》,这是一部完全内地题材、由内地导演和演员在内地制作的影片,香港亚视出资200多万,他有一个包装,有“亚洲新星导计划”这样一个概念,而卖给大陆130万,只是10年的发行权或者是15年的期限权,版权销售片库仍在香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内地传统影院还承受不了对于每年一、两百部国产片电影产量的支持,我们承受的只是 30%的成本,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这30%或者50%完成预售,通过预售方式跟港台市场合作,拍一些低成本电影。这是目前可行的一个做法。我曾尝试过几部这样低成本电影,如《美人草》,总投资500万,内地200万,外面300万(包括舒淇的片酬);又如《诅咒》,总投资500万,香港寰亚投资了200 多万港币,再从日本、东南亚的DVD市场收一点,就是300多万港币。所以,合拍的方式,以拓展海外市场的空间的方法来换取新的投资组合模式的方式是可行的。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培养我们国外买家,海外买家。为什么这是一个非要刻意做的事情呢?这么多年,我们国产片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人问,没人买。海外买家主要买韩国片、日本片、港片,亚洲片里面还有最近的泰国片,台湾片现在这几年是比较少的。而海外也有各种各样的买亚洲片的公司,有些中小发行公司买不起那些大片,也刻意关注亚洲的中低成本、有特点的电影。英国有一个买家,他在英国专门有一个发行概念叫“亚洲极致电影”,就是专买恐怖片,日韩的恐怖片、香港的恐怖片他都买,用“亚洲极致电影”一个包装做这一系列的电影。我们要培养海外买家,让他们赚钱,从而形成一个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即我的影片专门给你发行,你是代理,不收你很多钱,也不用保底,每年发多少,我抽多少,你留多少。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发行的买家合作过程。中国的投资人、制片人就要刻意地培养这个买家,只有当买家赚钱了,他才能够到你有大片的时候,追着和你签预售合同。如果一个地区签二、三十万美金买你的影片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电影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韩国电影在1997年以后也是这样的,一大批的电影在国际影展上卖,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买家,买家这次三万美金买的,他赚钱了,他下次还来买你的影片,一定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第二步,中国电影要在外面集体化、规模化地推出、培养当地买片人。

  第三步,依托我们强大的内地市场未来的空间。因为我们不是越南、缅甸这样的小国,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我们未来如果有200亿票房的话,我们不需要合拍了,我们就拍中国内地题材的电影,我们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到那时即便是年轻导演也可以以各种形态的电影出现,影院充足,各种层面的观众都有。日本全国每年电影票房现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是200亿左右,韩国是60亿,我们现在才20几个亿,等到我们市场增加10倍,我们的市场可以容纳更多形态的电影。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是什么?我们的制片公司、我们的制片人是以市场换市场,全世界都想把电影卖到中国,这是未来中国电影非常健康或者是非常好的状态。

  但是,这些仅仅依靠我们这些市场运作的人是不够的,要尽快把市场体系建好,不要把资源浪费掉,不要让那些新来的投资人投入了第一部影片不敢投第二部。每年投入16亿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能把16亿转换为更有效的票房增长,能让片方获得更多的资金回报,用于更多的产业循环中?是不是能更有序地减少资金浪费、“能源浪费”,当然要动脑筋,拍什么内容样式的电影,用于我们的产业发展中?我们的影院现在每年以300块银幕的速度在增长,我们每年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的时候,我们是否能用心把现有的菜做好,把现有的市场尽可能做大一点?现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好的前景,我们的目标是十年后能不能达到200亿,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年是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举办的第一届,到第十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用考虑市场了,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足够强大,我们依托的市场足够大。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冒出一个宁浩来,我们希望未来有50个宁浩,50个冯小刚,有一大批各种形态新电影的出现,那个时候我们市场情况就会跟现在很不一样。

  刚才还讲到了录像带、网络,未来这块市场空间很大。今年DVD市场在下滑,但是电子信息业在增长,手机、网络、广告业市场在增加,这都是非常好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尽快规范这个市场,让它能够有效地支持现在的电影产业,让我们作为制片人也好,投资人也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运作出利润,然后继续做出更多的电影。

转帖:李安小故事 by 蓝祖蔚

Jan 2nd, 2010 Posted in 转帖 | 1,259 comments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認識李安十六年了,謹以在自由時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紀念,也慶祝李安的得獎。

李安導演曾經潦倒,曾經窮困,曾經只能以滷雞翅宴客;曾經吃到一碗魚翅時哭到不能自已;曾經為了一件價值一百港幣的T恤在香港彌敦道徘徊了半個小時買不下手…。

四十三年次,曾經兩次考不上大學的李安,對「臥虎藏龍」的編劇王蕙玲曾經說:「我的命盤顯示,我只是居家男人的格局,從來不曾想過會有這樣的生活…」十六年來的影壇翻滾,如今站上華人第一、亞洲第一、美國第一的影藝顛峰,回首來時路,他除了感激,還是感激。

「我永遠記得那個夏天…」一手發掘李安的製片徐立功憶起他們初次相逢的時光說:「李安就穿著一件淡藍泛白的T恤,一條破舊的牛仔褲,臉上掛著一副靦腆的笑容。」乍見面,彼此卻有早就相識相知的熟悉感,半個小時內就敲定了李安處女作「推手」的合作計畫。這部電影改變了李安的一生,也改寫了台灣與美國電影史。

徐立功是「推手」的製片,影片殺青後他從台北到紐約郊區的一間破船塢剪接室探視李安。那一天,李安放映了三個小時的毛片給徐立功看,他一路盯著徐立功看,擔心他嫌悶嫌煩,徐立功則從頭到尾笑咪咪地誇好看,李安這才放心,拉著徐立功回家吃飯。

進了李家門,徐立功發覺李安家竟然連餐桌都沒有,「全都借去拍片了,」李安很不好意思地說。

他們只能坐在客廳椅子上,就著茶几吃滷雞翅,徐立功追問李安為什麼「推手」中要找自己的小孩來客串?「自家小孩不要錢,他還不肯演。」李安一本正經地說:「我還威脅他,『如果你不演,老闆就要把我開除掉了』,他嚇壞了,演來格外賣力。」第二天,李安帶著徐立功上街,還不忘隨身帶著滷雞翅三明治,因為他請不起徐立功上館子。

後來,李安的第二部作品「喜宴」在柏林影展摘下了柏林金熊獎,新聞局副局長吳中立擺了一桌魚翅宴請李安,魚翅一上桌,李安突然悲從中來,痛哭流涕,徐立功把李安拉到廁所去,李安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告訴徐立功,他崩潰痛哭的原因是看到了魚翅就想起困居紐約的時光,想起陪他一起過苦日子的太太和兒子。

曾經無業六年,待在家裡等機會的李安後來到了香港宣傳電影,不過是為了買一件港幣一百元(折合新台幣四百元)的T恤,就拖著徐立功在彌敦道來回走了好幾趟,一直難下決定,直到徐立功開罵了,他才不好意思說:「我只是擔心將來沒電影拍,生活無著,所以一切都要節省。」

台灣棒球曾經帶給許多人夢想,卻是李安與太太林惠嘉的媒人。赴美求學的第二年夏天,正在伊利諾大學唸書的李安和台灣同學一起搭遊覽車要去替中華青少棒隊加油,突然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清脆悅耳的聲音,他回頭一看,就看到了林惠嘉。這位除了母親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的經紀人認為他前途無量,可是就是找不到片子拍,因而在家當了六年的家庭煮夫。「臥虎藏龍」揚名國際後,紐約華人社區特別頒發了一座最佳賢內助獎給林惠嘉,表彰她相夫教子的成就。個性堅毅,一向直言不諱的林惠嘉當場就笑孜孜說:「我其實從來沒有『幫助』李安,我只是隨便他,不管他。」輕描淡寫,卻又言簡意賅地交代了他們鶼鰈情深的相處之道。

李安外表溫和,個性卻很頑固,當初因為徐立功看懂他的劇本,引為知己,但每逢徐立功要他改劇本時,他會反過來要求徐立功再把劇本多看兩遍,最後讓步的都是徐立功。

拍完「臥虎藏龍」後,大家都要他打鐵趁熱拍「臥虎藏龍」前傳,他卻不急,他說:「寶劍出鞘就要見血,拍不出新東西,就不要拍。」氣壞了一堆想要投資他的片商。 

十六年前,李安回台領取新聞局頒發的優良劇本獎時,窮到必須向弟弟李崗借結婚西裝,才能體面地上台領獎;昨天,他身上的西裝已經換成了都本名牌,但他依然是那位臉上始終靦腆的男人。

李安的變與不變,宛如一則影史傳奇。